本文作者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是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曾任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奥巴马政府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成员，现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

每年的这个时间，中国政府都会组织一个重要的会议——由国务院的智囊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赞助——将中国高级官员，主流的中国及西方企业的CEO，以及一些国际官员及学术人士聚在一起。时间上，中国发展论坛紧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

论坛上，包括中国央行行长及财政部部长在内的发言者概括中国领导者现下的指导思路。随后，官员们听取西方企业代表和学术界参与者的评论和建议，沟通方式包括一个和总理李克强的问答环节。

虽然我在过去十多年都参加了中国发展论坛，我发现这一年的会议和之前有非常大的不同。最主要的不同是，中国官方对年度实际GDP增幅已永久性的无法达到过去三十年平均的近10%的认知。官方预测，2014年实际GDP的增幅为7.4%，并且这样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进一步放缓，在今年降低到7%。发展研究中心展示了详细的预报，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下降，2020年时会低至6%。

几乎所有的中国官员都把减速称为中国的“新常态”。他们看上去都接受了较为慢速的增长，一开始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官员们曾提出中国需要迅速的增长来保持劳动市场的稳定和避免政治动荡。现在他们似乎已经明白，下降的增长率不会导致失业，因为经济减速映射着中国行业结构的转型，从出口为本的重工业到产量增加的服务业，而后者需要更多劳动力来创造一样的产出。

然而，强势发展仍是必须的，因为中国还是一个收入较低且有大范围贫困问题的国家。虽然中国总实际GDP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二（而且如果以购买力来衡量中国经济总量可能更大），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仅有约7000美元，是美国人均年收入的15%。并且，消费仍然低迷——包含政府消费后仅占GDP的50%，而家庭消费占GDP的35%。因此，中国距离“繁荣昌盛”的目标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中国认为“新常态”意味着中国发展策略需要从资源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但如何加强创新还不明确。在官员强调依赖市场的时候，中国的风险投资和“天使融资”规模和美国不能同日而语。当局可能希望存款保险可以让存款从三个最大的银行流向全国的小银行，以此帮助地方的创业企业获得资金。

其他很多经济问题也浮出水片。官员在发展论坛上承认最大的风险是在中国金融行业，尤其被地方政府庞大的负债拖累。在过去，政府解决这些负债问题的方式是向银行注入资金。

环境问题是中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另一个阻碍。但是，如果总体需求大幅下降，环境问题也是促进GDP增长的一种潜在方式。中国承认空气和水污染对公众健康有负面影响。如果需求的弱势加剧预期中的供给减速，政府在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或可大幅抵消其影响。

在此基础上，重工业及部分服务业占很大比重的国有企业的疲软表现也为经济增长踩了刹车。虽然官方政策上希望能降低这些企业的比重，以使“市场在分配资源上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压缩这些企业被证明是艰难的，强大的政治背景是主因。

与此同时，中国保持对海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同时限制外资可以投资的企业以及持股比例。官方政策是减少外资企业投资的障碍，尤其是在科技以及服务行业。

本届发展论坛上，有一些话题没有浮出水面。主席习近平的抗腐败行动没有减速的迹象，虽然一些私下交流提到反腐造成了决策延迟，拖累了经济增长。

中国对西方信息技术的窃取也未被提及。在2014年，当这一话题被提出时，李克强否认了中国的这一做法，但指出中国企业也被国内黑客攻击。并且，发展论坛强调协作的前提下，东海及南海地区地域争端的话题也未被讨论。

中国发展论坛一类的会见为理解中国提供了一扇窗。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会继续增长，现在的减速和新常态使这样的窗口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