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供给侧改革”成了中国高层频频提及的核心话题。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周三在财经年会上表示，作为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灵魂，本质上体现的也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问题。而“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规划建议中含金量极高的一句话。杨伟民称，推动经济结构改革要打好四个“歼灭战”，即化解过剩产能、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等。

杨伟民表示，中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至少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如供给体系总体呈外向型、主要面向低收入群体、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等，其中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

他解释称，最重要的一点：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表现出某种叫未富先贵的现象，国民收入还是中等收入的，但生产经营成本却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杨伟民指出，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面，但要经历痛苦调整，而且有些产能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物理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还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

未来，要打好四个歼灭战。一是化解过剩产能。二是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这两个歼灭战打好了，有利于止住工业品价格下跌的势头，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盈利的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预期和信心。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化解房地产库存，不仅仅是为了当期的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为了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落户，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供给侧的改革措施，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缓解人工成本上涨压力，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特别是增加农民工一生当中的总收入。但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光靠户籍制度改革是不行的，还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使他们形成在城镇买房、特别是租房的预期。四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则在《财经》年会上表示：“明年一定需要推进供给侧的调整和改革，更要推进工业结构的调整。很重要的是上游板块要进行较大力的结构性调整，且要跟国有企业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并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

据财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也在同一日在同一场合表示，“分析长期趋势的框架，应该是从供给侧出发。之所以经济下行，原因是供给侧发生了问题，包括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也就是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

杨伟民：供给侧至少存在六大问题

至于其它五大问题，杨伟民称，首先中国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但现在外需减少、有些产能过剩了，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面，但要经历痛苦调整，而且有些产能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其次，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第三是供给体系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在花色、品种和规格等方面满足不了消费需求。

此外，有些产业产能已经达到物理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还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

杨伟民认为，国内的供给体系总体是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譬如平板玻璃严重过剩、但电视用的大平板等还是不能生产。

他表示，实行各项政策必须放在如何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如何促进企业发展上，这是国家实力的根基、是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

“企业之所以叫企业，必须盈利才行，一年两年企业亏损也许能够扛的下去，但是三年四年可能就要有问题了，”杨伟民称，“总之，解决当今中国经济的问题，学习运用宏观经济学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好、用好微观经济学。”

中央着力“供给侧改革”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称“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分析认为，这意味着官方经济学思想正式告别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的经济学，向重视“供给管理”、重视经济的持续增长动力的经济学转变。“三驾马车”概念将慢慢淡化，“供给侧改革”或将成为十三五期间经济改革的重心。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近期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那么，从需求侧角度和供给侧角度去看未来的经济有何不同？财经刊载了吴敬琏的发言。他认为，从需求侧也就是所谓的“三驾马车”去解释和预测将要发生的情况，认为增长或产出是由需求总量决定的，这种需求总量的变动往往是短期的，或者说是周期性的。而从供给侧、从增长的动力包括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和效率去分析，则可以看出一个长期的趋势。

“要使得明年的经济情况获得改善，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效率，特别是通过创新提高我们经济活动的效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成就的原因是存在体制性障碍，答案就是要改革，通过改革消除这些障碍。”吴敬琏称，提高效率已经提了整整二十年，至今没有取得突出性的进步。

政策已非常宽松 增长前景更多取决结构改革

在上述会议上，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更多取决于结构改革，目前政策已经非常宽松，希望通过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已非常低。

黄益平指出，过去全球危机时各国都使用短期的、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作用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了。美国开始已经往回收；日本量化宽松还在继续但似乎进一步的空间也不是特别大；欧洲可能会有进一步的量化宽松，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潜力已不是很大。“（明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仍然是非常疲软，对世界经济来说，经济增长的前景，下一步恐怕取决于各国结构改革推进的程度。”

黄益平认为，从理论上来说，中国下一步还能宽松，但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能否探底回升，核心的问题是旧的产业即将过去，新的产业能否形成。这些新的产业就是结构改革，一系列的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的蓝图已经有了，两年前已经有了关于深化改革的方案。”黄益平谈到，能不能把经济改革方案真正落地，对中国经济增长能否保持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及真正触底回升非常关键。

吴敬琏也发表了关于改革的看法。吴敬琏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来，部分改革逐项落实。有些方面进展不错，比如金融方面的一些核心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展超出了原来的预计。但他同时强调：“金融领域其他的改革进展并不好，比如监管体制的改革，因为这方面的改革滞后，造成了最近股市的大灾难。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够配合进行其他经济方面的改革和法治体系的建立，金融改革的单项突进是不能持续的。”

在同一场合，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表示，在考虑财政刺激的时候，一定要适度，如果过度的话，挤出效应对新供给的形成会产生损害；同时要创造条件，让新的供给产生成本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