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论文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开始进行全局最优的货币政策协调，在制定本国货币政策时将别国的宏观经济状况纳入考量。新的货币政策协调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事前”决策，而不是事后博弈；协调的深度和广度更强；协调方式更加简洁。

央行论文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前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货币政策决策以斯塔克伯格博弈模式为主，其中美国由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往往作为博弈中的领导者，其他经济体作为博弈中的跟随者；而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开始进行全局最优的货币政策协调，在制定本国货币政策时将别国的宏观经济状况纳入考量。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后，各国货币当局在决策时都是以最大化自身效用为目标，只不过金融危机后开展全局最优的货币政策协调成为最符合各国自身利益的选择。而如今互利共赢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已开始成为现实，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不再拘泥于特定的模式，由原来的自身最优视角转为全局最优视角。

新的货币政策协调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事前”决策，而不是事后博弈。货币政策协调的核心在于各方的决策过程而非决策结果。国际金融危机前，主要经济体多是基于对手方的决策做出最优决策，很少考虑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时而分化、时而一致，但是其背后的决策逻辑均是将外部环境纳入自身的考量因素，如美联储充分考虑到别国经济放缓的风险后推迟加息等。

二是协调的深度和广度更强。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发达经济体之间也建立了针对汇率水平的协调机制，通过汇率协调降低一国经济对他国的负面溢出效应。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协调的方面已从汇率逐步扩展至利率、通胀、产出等多个宏观经济变量，协调的目标也从过去的短期汇率水平逐步扩展至宏观经济周期等更长期的方面。

三是协调方式更加简洁。当前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已不局限于过去的国际会议或国际协定，而是一国在事前决策时就将别国的情况纳入考量，这种协调不依赖国家之间达成约定。

从具体操作层面看，欧元区和日本在美联储退出 QE 后至加息之前扩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规模，既可以缓解美联储加息时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也可以通过溢出效应刺激美国的产出缺口恢复，为美联储加息创造更加合意的外部环境。这种选择虽然不是单纯的“同进同退”，但同时提升了双边的效用，体现了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新模式与新内涵。

央行报告还提及了不可能三角理论：一国货币当局在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三个目标之间必须要有所取舍，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央行报告认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央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投放了大量过剩流动性，这些流动性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套利，使得资本流动规模非常大，而且流向经常会出现急剧的变化。这导致了不可能三角中资本自由流动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而汇率稳定和独立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

换言之，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汇率浮动不足以抑制资本流动，因而不能够保证独立的货币政策。考虑到资本流动既可能对一国经济带来正向溢出效应，也可能会对一国经济造成负面冲击，而单纯依靠汇率浮动已经不能完全抵消这一影响，如果要取得宏观总体平衡，需要同时在三方面努力：一是提高汇率灵活性；二是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三是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