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公共和私人部门债务增长超过60万亿美元至逾200万亿美元，约为全球GDP的300%，增速超过20%。

过去8年，全球总体债务增长放缓，但依然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公共部门借款增长对需求和金融体系的支持，已经被企业和家庭小幅削减债务所抵消。

如果平均利率是2%，那么300%的债务/GDP比意味着经济的名义增长率要达到6%才能覆盖利率成本。

高债务水平遏制需求，搅得金融市场鸡犬不宁。而债务偿付将收入转移到具有更低边际消费倾向的投资者。利率必须维持在低位以避免违约，储户收入下降，被迫进行额外储蓄以满足未来的需求，并影响了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政策正常化是有难度的，因为利率的上升会给过度借款的借款人造成问题，并造成债券持有人的损失。债务同时令经济的灵活度与弹性下降，易受冲击影响。

通过提高增长和通胀来控制借款水平的努力鲜有成功，经济复苏迟缓。

疲软的需求、放缓的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人口老龄化、生产率增速放缓，以及政治不确定性都影响了经济活动。商品价格下跌，特别是能源价格下跌、许多行业产能过剩、缺乏定价权及货币贬值令通胀保持在低位。

在增长和通胀缺失的情况下，唯一真正的可替代选择是债务豁免或违约。本来是为未来需要融资的储蓄减少，比如养老金。

对国家弥补缺口或削减未来开支的额外请求影响了经济活动。储户的损失触发经济活动大幅萎缩。大量债务减记导致银行业和养老基金的危机。政府需要介入想银行业注入资本以维持其偿付能力，及金融系统稳定。

无力提振经济增长和通胀，也无力进行债务重组，各国央行尝试悄悄减少借款。官方通胀率低于真实通胀率，这才能让债务负担过重的借款人维持难以为继的高债务率。在欧洲和日本，通胀放缓需要实施负利率政策，明显是债务名义面值的减记。

债务货币化和人为压低利率，或者说负利率实质上是对货币和国债持有人征收的税。久而久之是将财富从储户到借款人和货币发行人之间的再分配，助涨了民众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情绪。

当前全球经济可能陷于永久QE的循环，疲软的经济促使政策制定者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QE。

如果经济有所反馈，那么上升的经济活动和QE的副作用会鼓励当局收回刺激政策。利率上升将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并引发金融危机，引起新一轮QE周期。

如果经济没有反馈，或者出现外部冲击，那么当局为了保持对经济的控制会有进行额外刺激的压力，而同时债务水平始终在增长，更令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一如日本的经验。

经济学家Ludwig von Mises对结局看法悲观。“信贷扩张带来了繁荣，但没有避免最后崩塌的方法。唯一的区别在于危机是否应作为自愿终止进一步信贷扩张的结果而更早来临，还是最后以货币体系崩溃的大灾难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