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从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向了“新常态”这一发展阶段。不少人认为，中国面临资本存量和债务过剩的问题与三十年前的日本较为相似，但高盛分析师指出，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也不容忽视。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急速增长。但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泡沫破裂之后，日本企业陷入债务、资本存量以及人力过剩的泥潭，同时，日本银行深受不良贷款的困扰，这还引发了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此后，日本遭遇缓慢的经济增长以及通缩，这段时期被称为“失落的十年”或“失落的二十年”。

高盛首席日本经济学家Naohiko Baba（曾在日本央行任职19年），以及Tomohiro Ota和Andrew Tilton发布系列报告，从日本视角分析中日两国经济的异同，探讨中国可以从日本的经历中吸取的经验。

报告指出，中日之间在金融市场化进程、出口拉动增长等方面均有相似，其中相似度最高的一点在于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于两国之间的差异，除了在全球经济的地位这一最大差异之外，资本设备率、人力资本水平、外资引进以及债务水平也有不同。债务方面，近期中国的私营领域债务积累速度高于日本80年代末的水平，但中国政府负债与GDP之比明显偏低，而且政府债务的积累速度要温和得多，家庭债务与GDP之比也远低于日本。

相似之处

•中日两国之间，相似程度最高的一点在于人口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与2010年前后，日本和中国先后告别人口红利，步入人口负债期。这期间，长期经济增速与储蓄率开始滑坡。

经济增长势头不再，与生产力和社会负担不无关系。前者由劳动力年龄人口和总劳动投入之间的联动关系共同决定，后者则与出生率等因素有关。当一国出生率走低时，大量劳动力年龄人口在支撑数量较小的低龄人口时，并不费力。这样一来，劳动力年龄人口的人均社会负担下降，储蓄率上扬，社会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推动经济发展。

•在人口红利达到峰值前夕，股市估值达到顶峰。但并不能确定，这到底是展现了证券市场的前瞻性，还是对泡沫最大化之后的过度自信。

•出口是高速增长期的重要引擎。在经济朝内需拉动转型前，本币显著升值。在中国，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的经济转型才刚刚开始，而日本在上世纪70 年代初就经历了这一幕。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实际出口增速极高，但1985年广场协议令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之后，日本遭遇了出口增速的下滑。

对于中国而言，在2000-2010年中期，实际出口增速甚至高于巅峰时期的日本，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升值，此后中国的出口增速重挫。

•二者的金融市场化进程颇为相似，只是与日本相比，中国滞后了20-30年。

•中国过去几年的企业负债与GDP之比与日本90年代初的水平相当。2010年，中国的企业负债占GDP比重高达160%，这与日本在1993年的150%极为相似。

不同之处

两国之间的差异同样不容忽视。

•中日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进入人口负债期之后的全球经济地位，日本的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经济地位迅速下降，而中国的经济地位却连连攀升。

根据下图，不难看出，无论是GDP还是贸易量（进出口均计算在内），在占全球比重这方面，中国均远强于日本，且比重逐年上升。

•中国的人均GDP和当前的资本设备率相当于日本80年代末的水平，而代表经济进一步发展关键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仅达到了日本50、60年代的水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曾指出，由乡村社区向城市中心迁移的人口能够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升级至第二、第三产业，这是经济强劲增长的根本所在。同时，城市人口能够拉动基建的需求，这很有可能刺激私人部门资本的消费，也可能令资本设备率得到提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引进外资，两国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巨大差距。而在19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为保护本国产业，在对外资放宽限制这一点上十分谨慎。

•近期中国的私营领域债务积累速度高于日本80年代末的水平。但同时，中国政府负债与GDP之比明显偏低，而且政府债务的积累速度要温和得多，家庭债务与GDP之比也远低于日本。此处政府债务的定义不包括潜在的或有负债（例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国有企业贷款）。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面临不良贷款问题时，采用的一系列短期财政刺激加重了经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