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普遍认为,债务问题是中国经济的一大威胁,债务堆积的风险曾被多次提起。但麦格理认为,这个共识可能是错的。
麦格理Peter Eadon-Clarke团队称,大家常常会说中国的公司债或地方政府债可能会暴露债务危机,然而我们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
麦格理称,这主要是中国的公司债可以通过政府社会化:
决策者可以在不同的主体之间重组债务,这些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银行。债转股的讨论表明,将国企的债务负担转移至政府和银行是可行的。通过这样做,政府将降低公司债务危机发生的概率。
麦格理称,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存在债务问题,只不过中国的债务问题不是我们通常所认识的债务问题。
麦格理认为,中国债务背后的风险是资本错配,债务的大部分来自较为低效的国企和地方政府,而不是私营企业。债务的不良风险是长期的,低效的债务将不会提升全社会的产能效率,并将会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东南亚、泰国和印尼的资本对GDP贡献额的比例下降约14%。这一急剧下降的催化剂是资本提供者,即跨境银行的停止贷款。麦格理指出,如果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中国,居民部门可能会停止提供资本,比如银行存款可能会离开中国银行体系。
此前麦格理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在见闻峰会上也称,中国债务问题并不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高杠杆”,而在于资本错配:
表现在国企效率不高,却拿到了太多的钱,而民企效率高却拿不到钱。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前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0杠杆率,但那个时候资本错配的问题比现在还要严重”。
这样想,今天把中国债务降下来,降到零。但这个产生债务的制度基础还在,资本依然会配置到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债务还会加上来的,没法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然后问题还是在那,你把你的资本浪费掉了,配置在错误的地方,所以我说这个是最本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