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中国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接近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发达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人均GDP数据，按当期汇率换算成美元对比，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8123美元，接近于70年代末的美国、德国、法国、日本，80年代初的英国，90年代初的韩国。2016年中国人均GDP首次高于中高等收入国家人均GDP （7939美元），和全世界人均GDP 10151美元的差距进一步缩窄，最接近于2007年的世界平均水平。
自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中国人均GDP年度增速一直远超世界平均增速。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自2015年开始，高等、中高等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下行，但中国人均GDP在2015年和2016年仍继续保持5%和1%的正增速。
不过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各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在不均衡等因素，在换算成美元后，我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5060美元，而同期美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400美元，2015年，中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于同期美国水平的12%、日本水平的26%、韩国水平的35%、英国水平的17%，大约等同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英国和日本自上世纪80年代有统计以来，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高于我国当前水平。日本近年来以美元计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波动，但主要是受汇率因素影响，以日元本币计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维持稳定。
1.2 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2016年中国人均GDP首超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这标志着我国迈入向高收入国家方向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指的是当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技术创新并未得到显著发展，导致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失去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而在技术创新方面，无法与高收入国家比肩，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深化产业结构性改革，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构筑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中国的优势产业集中在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行业，但迈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劳动力和原材料等价格上涨，推动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如何平稳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现阶段的较大挑战，其核心关键在于在稳健增长，调整结构，惠及民生，促进改革之间寻找平稳点，以可持续的方式循序推进。未能实现转型，或是创新瓶颈未能突破，是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停滞不前的原因。中国政府在结构升级中因势利导，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促进行业出清和技术革新，提出了“中国制造”的全面深化改革规划，改变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
中国经济逐渐向服务业和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继续提升。国家发改委在6月15日定时定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目前，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已经进入服务业全面跃升的重要阶段。”发改委发布的重要文件《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也明确了一个核心（打造促进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软环境）和三个重点（1.放松管制、促进竞争； 2.扩大开放、融入全球；3.完善机制、提高标准），积极推动中国由服务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迈进。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消费升级，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发展动力，不过分依赖外部经济，降低外部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全球央行货币政策边际收紧，长期宽松和低利率的金融环境可能面临拐点，部分金融市场或将受到冲击。潜在的贸易摩擦、贸易逆差和外部债务积累，是部分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中国经常账户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并且是对外净债权人，持有的外国资产大于欠外国的债务，对外部经济依赖度相对较小。
循序渐进发展城市化，缓解因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问题集中爆发，形成对经济的持续支撑。应注意避免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问题，即大城市过度发展导致人口过于集中，造成城市与农村差异悬殊以及大城市内存在大量“贫民窟”的现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严重分化，中低收入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减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激化社会矛盾。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拉美国家情况不同，但需引以为鉴。十八大已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坚持以人为核心，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目前进展良好，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逐步促进产业发展和提升劳动力集聚能力。同时，新型城镇化将助力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公平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2.1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2016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7.35%。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过，二十一世纪影响人类发展的有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一是中国的城市化。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末，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35%。
城市化率口径中是包含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的。在我国，城市化率的计算是以城镇常住人口为分子，以总人口为分母计算得出。所谓常住人口就是城里面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群，包括一次性居住6个月，或者是一年之内居住过6个月以上。因此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中不仅包括了具有城镇户口的人，也包括了部分拥有农村户口但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不过这样的统计口径与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一致的。如在联合国公布的数据中，2014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4.41%，与同期统计局公布的54.77%极为接近。
中国城市化进程接近于1851年的英国、1930年的美国、1955年的日本和1980年的韩国。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历史数据相对照，我们找到了各国与中国城市化率相当的年份。可以看到英国、德国、美国是最早启动城市化进程的国家，随后法、意、日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均在1960年之前就达到了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前苏联（1965）、巴西（1970）、南非（2000）也分别先后达到了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
对照各国城市化发展历史，未来五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下表中列述的16国达到中国当前城市化水平后，其后五年内，其城市化率平均增长3.52个百分点。其中1970年之后达到这一水平的经济体城市化速度更快，五年内平均增长4.62个百分点。但这其中也包含两个例外，一个是1930年的美国，一个是1965年的瑞士，两国五年内城市化水平都是停滞的。究其原因，美国是受1929年大萧条影响所致，而瑞士则是在收入水平大幅增长后出现了一定逆城市化现象。
2.2 各国城市化进程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
在各国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首先是英美发达国家模式，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力量主要是第三产业。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扩大，而第二产业占比不断缩小。如1990年，美国城市化率达到75.3%，第三产业占比升至77.7%，但第二产业占比降至20.7%。
其次是日本和德国模式，包括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在这些国家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二产业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支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贡献是相当的。如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75.7%，第三产业占比升至51.0%，第二产业占比依然高达43.2%。之后日本第二产业占比也终于逐渐回落，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但与前一种模式不同，第三产业占比扩张之下，城市化率并未继续快速上升。这一种模式下最终城市化率往往略低，如意大利至2014年城市化率也只有68.8%。
第三种模式是拉美国家模式，包括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国。这些国家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三产业在GDP当中的占比走高，第二产业占比走低，与英美发达国家模式相似。但不同于前两种模式的是，这些国家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下就启动了城市化进程，随后人均GDP持续低于同样城市化水平的其他国家。如1995年美国、加拿大、巴西的城市化率分别是77.26%、77.68%、77.61%，极为相近，但（已基于购买力平价调整过）人均GDP分别是2.9万国际元、2.3万国际元、0.8万国际元。
2.3 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何时到来？
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当城市化率达到70%-75%左右时，城市化的进程将放缓。城市化率的增长往往会呈现一个拉长的S型曲线，即经过第一个拐点后城市化率加速上升，而经过第二个拐点后城市化率增速将明显放缓。
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或在10年后到来。在上述三种城市化模式中，我们认为中国更接近日本和德国模式。一方面这些年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较为紧密，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在内，相当一部分人口来到城市进入了建筑业和制造业。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耕地较少，也不适宜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同时历史因素导致土地产权问题较为复杂，这也比较接近日本德国等“旧大陆国家”，而非美国等“新大陆国家”。根据日本和德国模式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或在达到65%-70%的水平后增速放缓。以最近几年的城市化速度推算，这意味着当前我们距离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还有10年左右。
2.4 推进城市化的本质是提高潜在经济增速
生产要素改革决定经济长期发展。近年来，各类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层出不穷，导致市场对生产要素改革的关注往往不足。虽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影响立竿见影，是熨平中期经济波动的利器，但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则由各类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决定。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是中国经济取得诸多成就的重要原因。当前生产要素改革包括两个重要方向，一个是以非户籍人口落户为主的劳动力要素改革，一个是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主的土地要素改革，而这两项改革实际又都指向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即人的城市化。
2014年3月16日，新华社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当前来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的目标不难达成，这相当于2017-2020的四年中每年提升城市化率0.66个百分点，而过去四年的平均增长在1.2个百分点。同时，到2014年，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占比为36.63%，距离45%的目标总共相差1.15亿人。
2016年10月公布的《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明确要积极推进农民通过对“三权”的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的方式，来实现获取收益、进城落户，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方式实现城镇化。非户籍人口落户的政策以在农村通过升学、参军、就业、举家迁徙进入城镇的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拥有城镇户口意味着可以享受所在城市的社保、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落户政策一方面保证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持续性，即城市化的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放宽小城市相对于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以增加其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也能缓解一些结构问题。
《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文中，要求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农村土地流转有深刻的经济学意义。传统上，我们认为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解放人口红利。经典的刘易斯模型假设农业生产效率是恒定的，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如果农业生产效率能够持续提高，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就能持续。
3.1 中国老龄化程度高、增速快
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0.8%。2016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3.8亿人，较2015年增长809万人。从年龄结构看0-14岁人口占比上升0.1个百分点至16.6%；15-64岁人口占比下降0.4个百分点至7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0.3个百分点至10.8%。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就意味着该国进入老龄化。根据人口模型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继续提升，至2020年升至12.1%，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至2030年升至17.2%，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至2040年升至24.6%，年均增长0.7个百分点。
当前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近似于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意大利，但中国老龄化速度快于上述三国。对照发达国家人口数据，当前10.8%的老年人口占比相当于1977年的美国（10.85%）、1985年的日本（10.3%）、1970年的意大利（10.8%）。不过上述国家在对应年代的老龄化速度均不及当下的中国。如果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的增速比较，2011-2016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年均上升0.34个百分点，增速相当于1986-1990年的日本和意大利，而美国直到近些年才达到这一速度。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微观行为影响显著。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倾向，给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养儿防老”模式带来了挑战，还进一步衍生出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现象。我们从家庭行为的微观视角，从抚养负担、消费-储蓄选择、资产配置三个方面来剖析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3.2 人口老龄化导致全社会抚养负担或大幅提升
抚养比是目前广泛使用的衡量抚养负担的指标。抚养比指的是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即（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劳动力人口。依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未成年人口指的是0-1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指的是65岁及以上的人口。
根据我们的测算，2050年，我国的总抚养比将达到69.7%，老年抚养比将达到46.7%，全社会平均抚养负担将是现在的1.9倍，老年人抚养负担是现在的3.6倍。2007年后，原本的劳动力人口开始大量退出劳动力市场，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新鲜血液不足，老年抚养比开始快速上升。当前，我国的总抚养比为36.6%，少年儿童抚养比23.5%，老年人口抚养比13.0%，处于历史的相对低点；我们的抚养比不仅远低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但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抚养比有可能出现较大上升。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增速超过收入增速。我国养老保险规模快速增加，2014年参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数已达8593万人，养老保险的收支压力也开始逐渐显现。从数据来看，我国社会保险基金中，养老保险的收入一直大于支出，累计余额持续增长。从2000年开始，我国社保基金中养老保险的收入增速一直大于支出。2000-2012年间，养老保险收入年均增速为20.72%，养老保险支出年均增速为18.80%。但从2012年开始，养老保险收入增速下降明显，支出增速超过了收入增速，累计余额增速也相应减缓。虽然目前我国社保基金中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高达3.56万亿，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初现端倪。
3.3 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消费上升、经济增速回落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老龄化社会应以高消费、低储蓄、低增长为特征。从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Hypothesis）看，一般而言老龄人口储蓄倾向较低、消费倾向较高，当社会中的老年人口占比增加，社会整体的消费率就会上升，储蓄率则会下降。而储蓄率的下降将导致经济增速的回落。这一特征在日本最为典型，实际上，不少经济学研究将日本经历的“失去的二十年”归因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然而在中国这一特征尚不明显。虽然中国老龄化的程度已经相当于80年代的日本，但居民消费增速并未大幅增长，甚至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除了整个宏观经济减速之外，还存在一些特有的因素：1）当前一辈老年人是1950年及以前生人，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消费观念受传统影响较深，大多属于节俭型，消费能力不强；2）城镇地区相对富足的老人们有很强的赠与动机。他们对自己的消费虽然克制，但是对后代很慷慨。老年人减少自己的消费为后代进行储蓄；3）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市为0.88，镇为1.15，农村为1.44，这与发达国家1.7 的总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少子化使今后的不确定性增加，人们不得不增加储蓄以防未来的不确定性。
从长期看，中国消费终归向经典理论靠拢，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随着消费观念较为现代、消费倾向相对较高的60后、70后逐渐进入老龄化阶段，或许将逐渐改变中国老年人“低收入、低消费”的局面，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行为的边际影响，也将越来越趋近于经典理论的推断。
3.4 人口老龄化导致居民资产配置发生变化
近年来居民资产多元化配置趋势明显。《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1》的数据显示，样本家庭所持有的金融资产为6.37万元，持有的非金融资产为115万元。在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比例最高，占比超过一半，远远超过其他类型资产。除存款外，在居民资产中，理财产品凭借较高的收益和较低的风险，增长最为迅速。2010-2014年间，居民理财产品规模增加了6.6倍，占居民资产的比例迅速上升至15%。而保险、股票也展现出了较高的增速，占居民资产的比例也分别上升了3.81%和3.84%。相对应，居民资产中存款比例从72%下降至56%。
相对美国、日本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我国居民的资产配置选择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共同点表现在金融资产总量近年来出现上升，安全资产比例有所下降；股市参与度显著增长，通过保险基金等参与股市趋势明显；“负债消费”模式有所增长。
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我国储蓄存款居高不下，而保险、基金、股票绝对占比还是太小；参与股市投资行为的风险度高，直接持股的占比较高，而美日等国则主要通过买入基金等媒介，实现间接持股。
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影响资产配置选择：中年家庭更青睐高风险资产，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更青睐低风险资产。根据美国消费者财务特征调查数据，年轻家庭在有限收入、购房置家、幼儿抚养等多方面约束下，很少投资于风险资产，之后才逐渐参与风险资本市场；随着年龄增加，居民会趋于风险厌恶，老龄家庭更偏好投资于低风险或无风险资产（如银行存款、债券等）。其他研究也进一步表明，随着年龄的递增，居民对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的配置参与比例分别呈现“倒U型”和“U 型”的分布特征。家庭金融结构与年龄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表现为随着年龄增长对风险资产的偏好先增后减。我们发现当家庭年龄处于中年阶段时，会更青睐股票等风险资产。而在青年和老年阶段时，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会更为保守，其资产组合显著区别于中年阶段。
4.1 从产能过剩和去产能阶段看，中国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相当于发达国家70年代末水平
中国重化工业在经历长期的供过于求后进入去产能阶段。去产能在自2016年启动的供给侧改革中占据重要地位，2016年钢铁去产能计划4500万吨，实际完成6500万吨；煤炭去产能计划2.5亿吨，实际完成2.9亿吨。2017年钢铁去产能计划5000万吨，1-6月已全部完成；煤炭去产能计划1.5亿吨，1-7月已经完成了1.28亿吨。
与中国去产能形成对比的是，70年代末，欧共体和日本也曾相继开展了钢铁等重化工业的去产能计划。70年代的发达国家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在受冲击后逐渐回落，未能回到之前的水平。然而前期在对经济的乐观预期之下，重化工业产能曾经大幅扩张。因此这些行业迅速进入供过于求的阶段，到了70年代末，供需格局迟迟得不到好转之下，欧共体与日本相继通过全行业协调的方式，开始去化产能。欧、日在70年代的经历，实际上与中国在欧债危机冲击后经济回落、产能大幅扩张导致过剩，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的背景较为相似。
4.2 日本70年代末钢铁去产能
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开始转型。作为能源极度依赖进口的日本，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既体现在增速上，也体现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1973年政府出台《石油供求合理化法》、《安定国民生活临时措施法》等确保能源供应和分配的措施。同时调整产业政策方向，一是促进高能耗行业从扩张向集约的转型；二是大力发展加工业，摆脱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三是发展节能技术在内的高技术产业。
1978年“特安法”公布标志着钢铁等行业被认定为萧条行业。石油危机造成能源价格暴涨、世界性需求不振，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包括钢铁在内的传统行业，迅速进入衰退期。政府于1978年5月制定了《特定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简称“特安法”。“特安法”规定平炉电炉炼钢业、炼铝业、合成纤维业、造船业等制造业为“结构性萧条行业”，政府将协助行业处理过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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