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拿郭树清与周小川作一个对比，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在得出结论之前都很谨慎，不同之处是一旦得出结论，周小川遇到再大的阻力也会坚持。而郭树清的工作作风虽然也强硬，但他可能更擅于随机应变。 ”
本文来源：扫雷小组，作者：扫雷君，授权华尔街见闻发表。
“希望是本所谓有，本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郭树清引用了鲁迅《故乡》中著名的格言作为博士论文的开篇。
时值1987年，郭树清31岁。正在中国社科院比较社会主义体制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的他，提交了论文《模式的变革与变革的模式》。在论文中，郭树清对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改革进行实证分析（模式的变革），回答了改革的必要性问题，并提出了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及路径（变革的模式）。
在论文中，郭树清还建议，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要建立和恢复包括商品、资金、外汇、劳动力和土地在内的市场体系和市场体制，因而改革是全面的，绝不是局部的修补和完善。
（郭树清博士论文封面）
当时，中国尚未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这一提法颇有超前意识，也蕴含着整体改革论的理念。彼时，郭树清借调到国家体改委，参与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工作。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等中青年学者也参与其中。
日后，周小川相继担任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等职务，是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奠基者。楼继伟在财长任上，操刀财税体制改革。吴晓灵则长期在央行、外管局工作，对外汇管理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都是整体改革理论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郭树清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早年下过乡，留过洋，经历过各个岗位的历练，有着丰富的地方治理、金融监管经验。多维的履历也使郭树清的思考更加深刻。
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考察中东欧国家后，郭树清建议，中国要逐步削减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控制权力，按行业调整、组织中央专业经济部门。这是从国内到国际的思考。日后的分税制改革以及三会的设立契合了这一建议。
比如，在贵州任职近三年回到央行工作后，郭树清说，他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截然相反的难题，一个是全国性的商品和资金过剩，一个是中西部的短缺和贫穷。他在想，两者之间如何统一、结合。这是从地方到中央的思考。
对于郭树清而言，最重要的舞台固然是金融改革，他曾相继在央行、建行、证监会、银监会任职。这四个机构都坐落在北京金融街，但实际距离不会超过3公里。在这四个单位，郭树清楚工作了十余年。因为积极、迅速地推进改革，他也被市场称为“郭旋风”。现在，郭树清出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
“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我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郭树清早年写道。郭树清的改革有清晰的目标，而连接目标与现状之间有诸多路径——就像博士论文的引语一样，他则在其中探路。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说，如果拿郭树清与周小川作一个对比，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在得出结论之前都很谨慎，不同之处是一旦得出结论，周小川即使遇到再大的阻力也会坚持。而郭树清的工作作风虽然也强硬，但他可能更擅于随机应变。
钟伟进一步解释，遇到阻力时他会想，这件事考虑得很周全，但为什么执行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阻力？一层意思是说：我错了，我应该退下来。而另一层意思是：我是对的，但是实施此政策的时机还没有到。“果敢与谦和，这两种性格就这样融合在郭树清的身上。”
但郭树清也清醒地知道，改革并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我们不乏理想主义，但是我们更讲现实主义。改革的目的不是要追求一个漂亮的模式，而是要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
1974年，郭树清年满十八岁。这一年，郭树清高中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察右后旗红格尔公社插队。四年的插队经历让郭树清深深体会到基层社会生活中的重重矛盾。“不改不行”——这可能是郭树清改革思想的起源之一。
插队四年后，郭树清考上了南开大学哲学专业。期间，他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费订阅经济有关的杂志。在社科院攻读硕、博士时，他相继选择了政治经济学、比较社会主义体制专业。
“从天上（哲学研究）回到地上（经济学）的原因很简单，吃饭问题比其他问题更紧迫、更基本。”郭树清写道。不同专业的训练使得郭树清常用缜密的思维研究经济问题，而且更喜欢站在全球的格局来分析中国。
1985年，还在社科院攻读博士的郭树清和他的两位同学一道向体改委写了一封建议书：《全面改革亟需总体规划——事关我国改革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体改委领导同志的重视，后建议书公开发表。
在建议书中，他们陈述，全面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不实行配套、协同的改革措施，就无法前进。因为经济体制是一个有机整体。比如价格体制和工资体制、信贷体制、商业体制、外贸外汇体制等都息息相关。
一年后，郭树清借调到体改委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体改委，是协调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性专门机构。郭供职的方案设计办公室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小组由吴敬琏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周小川（38岁，以1986年计算）、楼继伟（36岁）、吴晓灵（39岁）、李剑阁（37岁）等中青年学者也参与其中。其中，郭树清是最年轻的，时年30岁。
（1995年，左起：郭树清、吴晓灵、吴敬琏、楼继伟、李剑阁、周小川）
这些人成为日后整体改革理论的重要提倡者和实践者。“在体改委经历一段，他们的思维、意识、全局观念，都不一样了。”原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写道。
期间，郭树清还赴英国访学。利用从英国访学回国的机会，他对民主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前苏联五国进行了实地探访。在此之前，他已对东欧及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过大量研究。
“1987年8月3日，我终于踏上东欧的土地，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在随后的四个星期的旅行中，莫名其妙的矛盾和困惑紧紧纠缠着我，一切好像是在预料之中，一切又好像是在预料之外。”郭树清在其《曲折与希望——东欧苏联旅行纪实》一文中写道，“所见所闻自然零散而且片面，但因其是亲身体验，又显得生动、具体和富有力量。”（文章见本次推送第二条）
按照官方统计，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人均GDP接近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超过英国、意大利。而郭树清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城市建筑，除少数门面之地外，（东柏林）比西柏林要破旧得多，环境卫生也很差，商品也显得单调平庸。比如，奶制品和肉制品都有出售，但是品种质量无法和西欧相比。
旅行纪实中不乏一些细节故事。一次，他在东柏林一家餐馆进餐时点了牛排（菜单上有），但是餐馆因为牛排无货，建议他换成猪排。领桌一个约12岁的小朋友紧紧地盯着郭的盘子——小孩的母亲拿出一块巧克力糖果哄他无效之后，只能带着他离开。
联邦德国、民主德国本是同一个民族，东西柏林本是同一个城市，而彼时差距如此之大，人民生活水平与统计数字显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极不相称。“现实对我的知识简直是一个嘲弄，我第一次在东柏林感到如此强烈的心灵震感。”
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东欧和苏联，正是剧变的前夜。文中提到的一些情况，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郭树清在文末提出的意见之一：
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大危险可能是在进入或停留在一种间接的或非中央直接控制的行政协调模式。因此，应当逐步削减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控制权力。7年后的分税制改革实际上也与此相符。
1998前后，郭树清多次撰文探讨价格改革。郭树清认为，在经济体制转轨前期，价格改革具有中心意义，但财政、企业、信贷、金融等方面的改革不配合，市场导向的改革就很难深入。
1996年，郭树清执笔的《现阶段经济改革的若干战略问题》一文与课题组其他成员的研究结果集锦于《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一书出版。除了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吴晓灵、李剑阁外，日后活跃于经济学界的李克平、钱颖一、谢平等人也是课题组成员。
书中，各方面的改革建议已趋于成熟，有的方案甚至在日后的改革中实践。比如郭提出，现阶段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国有经济部门或公共部门，要从根本上转变国有经济部门的体制和运行机制。
实际上，该书的报告版本在1988年5月就全部完成，呈报最高层，但报告完全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显得过于超前，因此被束之高阁。在朱老板担任副总理后，研究报告被找了出来。他不但对报告感兴趣，而且建议逐步采取这一方案。
从1986年借调到体改委到1998年的12年间，除5年在国家计委工作外，其余时间郭树清均在体改委任职。不过研究领域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整体改革的方案设计。
（1992年，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综合组副组长的郭树清在研讨会上，来源：《中国计划管理》）
2010年，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作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在郭树清看来，整体改革有以下几重要义：
1．经济体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转轨不可能在分割的状态下进行，因此要综合规划、配套推进；
2.在上述基础上，不同阶段的改革重点并不相同；
3.改革的同时需要保持经济正常运行；
4.改革和调整并举、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
1998年7月，郭树清从体改委机关党委副书记任上调任贵州省副省长。这是他首次由研究岗位转向行政岗位，也是他首次从中央到地方工作，由此开启了地方从政的经历。
当时，贵州经济发展落后。Wind数据显示，1998年贵州GDP规模为858.4亿元，仅占全国的1%；经济规模全国倒数第五，仅高于海南、宁夏、青海、西藏四省区。人均GDP2346.87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但这也意味着贵州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三次产业都有很好的发展条件，这在其他地方是少有的。”郭树清认为。
（1999年，时任贵州省副省长的郭，来源：《当代贵州》）
郭树清给出的“药方”是，在中央政府继续实行扩大内需政策的背景下，增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同时，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扩大消费。与全国一样，扩大消费的两个重点领域是住房货币化改革和非义务教育产业改革。
其中住房货币化改革的核心是分配方式从实务分配转为货币分配。而同年，贵州财政收入仅65.3亿，房改启动资金成为推进改革的瓶颈。
郭树清亲自担任房改组组长，设计了改革方案，形成以下几个重要措施：资产、职工分头算账，过去、将来两头衔接，存量按工龄补偿，增量分步理入工资。为了使方案设计公平，郭树清组织了多次调研。
改革开始的两年内，贵州省和贵阳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仅投入6000万元，回笼的住房资金便超过20亿元，同时也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改革取得成功。全国20多个省份到贵州学习房改的经验。
贵州的任职结束后，郭调任外管局局长。在任命大会上，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如是评价：到贵州后，（郭）协助省长研究制定了贵州十五计划和贵州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意见，提出许多符合实际的改革建议，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2001年4月，郭树清就任外管局局长。图片比较模糊，左三应为郭树清，左4为戴相龙。来源：《中国外汇管理》）
Wind数据显示，郭离任的2001年，贵州GDP超越甘肃，在全国的排名上升一位。
几年后，郭树清对贵州的任职有了更深入地思考。他在《在过剩与贫穷之间》一书中写道，从1999年到2001年，我在地方政府工作，其余时候则在宏观管理部门任职。一半由于责任，一半由于兴趣，我当时最关注的问题是总体经济的改善和落后地区的开发，特别是两者之间所有可能的统一和结合。
“这使得作者能够从地方管理到国家宏观调控，从贫穷、短缺到富裕、过剩，以及从国内到国际，以一种相对宽阔而且现实的视野，来系统地考察和思索转型期的中国问题，并以务实的精神去解决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当时在国研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巴曙松如是作出书评。
十二年后的2013年3月，郭再次从中央了来到地方工作。此时，郭树清从证监会主席任上出任山东省省长，这是他第二次在地方任职。
在任命会上，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评价说：（郭）长期在国家部委工作，又有地方工作经验，视野开阔，思想解放，组织领导和协调能力强。政治立场坚定,大局意识强，作风正派、待人坦诚，原则性强，严于律己。
与贵州不同的是，山东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但压在郭树清肩上的担子并不轻。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山东省GDP达5万亿，居全国第三位，但与第二名江苏的差距逐渐拉大。同时，由于山东经济以重工业、国企为主，一些研究者指出山东经济大而不强。
郭树清在任命会上表示，目前山东正处于由大变强战略性转变的关键时期。我将在以往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把山东社会事业推上新台阶。“来到山东工作，我就是山东人。我将夙夜在公、尽心竭力。”
（2013年，在山东省任命大会上）
上任后，郭树清将外出调研的第一站选在山东东营、滨州。2013年4月，他就转方式调结构、加快城镇化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到两地进行调研。
调研后他说，要保持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势头，必须统筹处理好近期和长远、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视野更开阔一些，起点更高一些”。同时，也要尊重企业家，保障好企业的合法权益，努力营造国内领先的营商环境。
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山东省民营市场主体达到397.4 万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96.3%。同期，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 2.45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达到 44.8%，
郭树清认为，考虑到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山东民营经济发展还存在不少差距。如每万人口拥有私营企业户数和个体工商户户数还不多、吸纳就业能力不够强、创新能力比较弱。
为此，郭树清提出以下措施：改善市场准入条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落实平等用地等。他还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企业家的作用无可替代。这些措施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16年山东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为51.1%，相比2013年提高了6.3个百分点。
郭树清还在山东大力推进金融改革。任职山东后，他大规模开展领导干部金融业务培训，实现了与中央金融部门的双向人事交流。仅2013年，山东省就先后引入30名高层次金融干部来挂职，并选派34名干部到中央金融单位锻炼。
也是在2013年8月，山东省印发了《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山东金融改革的标志性事件，而衡量“金改”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据山东省统计局数据，2012年山东金融产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3.87%，而2015年这一比值已上升到5%。
从成方街32号到金融大街甲15号
在山东工作近五年后，郭树清于2018年2月出任银监会主席，再度回到金融系统。花了17年的时间，郭树清从央行（成方街32号）走到了银监会（金融大街甲15号）
十余年前的2001年4月，郭树清被任命为为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戴相龙在任命会议上表示，郭树清同志长期从事理论研究、规划设计和改革推动工作，参与过我国经济改革方案的设计，撰写了许多有政策参考价值的工作报告和学术著作，后又出任贵州省副省长。“郭是外汇局局长，同时也是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合适人选。”戴相龙说。
外汇管理也是郭树清熟悉的一个领域。早在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郭树清当时就撰文表示，这是人民币走向完全可兑换货币的重要一步。外汇体制改革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依然还有很多关口。
郭树清出任局长的2001年，恰是中国加入WTO的首年。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则使中国迅速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国际资本流动加大。这些变化都对外汇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会上，郭树清对工作提出三个安排：一是继续按照既定的方针，把工作做好做实；二是加强队伍建设；三是自觉、主动积极地接受央行的领导。
“从经济规律来说，外汇和人民币也是不能分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管外汇也是管人民币，离开本币管外汇是管不好的。所以，必须自觉地加强与本币监管的配合。”
梳理来看，外管局局长一般由央行副行长兼任。不论是在郭之前的殷介岩、朱小华、周小川、吴晓灵，还是在郭之后的胡晓炼、易纲、潘功胜，均是如此。
（2003年1月，外汇管理工作研讨会。内环依次为吴晓灵、郭树清、周小川。来源：《中国外汇管理》）
外汇储备已经从短缺变为有所积累，并迅速增长。央行的数据显示，郭上任之时，外储余额为1771亿美元，而在离任之时，外储达6590亿美元，增长了2.72倍。相应地，央行通过发行央票、调高存准率回收过多的流动性。
与此同时，郭树清推动了三项改革：外汇管理工作逐步从控制外汇流出为主转为对流入流出实行全过程管理，从直接管理企业转为通过银行等机构对企业外汇收支进行合规性监管，从事前审批为主转为事后监督为主。
2005年3月，郭树清临危受命出任建行董事长，时年49岁。在此之前，国务院对建行实施股份制改造，并动用外储储备为其补充资本金。但建行前两任掌门人王雪冰、张恩照相继被查，给建行上市蒙上了一层阴影。如何打消外界疑虑，继续推动建行上市是摆在郭树清面前的课题。
上任伊始，郭树清首开问责国有银行领导人的先河，两个省级分行行长“引咎辞职”。与此同时，建行开展了拉网式检查，重点加强对基层机构负责人的监督制约。当时的评论称，这些举动重塑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形象，而这也是建行股改的必经之路。
为了说服境外投资者，郭树清在2005年10月的两周内，亲自率领路演团队在全球各大金融中心辗转奔波，在20多个城市进行了128场推介会，与 500多个投资机构进行了沟通。
“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国际投资者相信，作为第一家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国有商业银行，建行的重组改制上市不是账面功夫，不是花拳绣腿，而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巨大变革。”郭树清回忆说。
最终，建行于2005年10月27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是四大行中首个在境外上市的银行。但是郭树清清醒地认识到，上市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新征程的开始，上市的真正目的是转变经营机制。
（2005年，建行上市，来源：《中国金融家》）
实际上，此前四大行是一个坏账累累、处于技术性破产的机构。1998年，中央政府通过四大AMC剥离了四大行的不良贷款。但剥离后不到五年，四大行不良贷款问题卷土重来，2002年末不良率高达21.4%。究其原因，在于经营管理体制等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
因此，郭树清建议，要致力于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其核心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其内容包括：多元化的股权结构、直接的股东约束、有效的内部制衡机制、信息披露和外部监督等。为此他在建行任上努力了六年。
年报数据显示，建行资产规模由2004年3.9万亿增长至2011年末的12.28万亿，期间资产规模超越中行、农行；同期营收规模由1125亿增长至3970亿。2011年末，建行不良贷款率为1.09%，资本充足率为13.68%——成为多项指标位居全球前列的大银行。
2011年10月28日，郭树清辞去了建行职务。第二天，他接替尚福林出任证监会主席，时年55岁。自1990年沪深交易所设立以来，至郭树清担任证监会主席的2011年——在这20年里，中国资本市场已快速成长市值居全球第三的市场。
郭树清在2012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中国资本市场一定意义上（用20年的时间）走完了成熟市场200多年的路程，但距离成熟市场还有相当差距。他当时指出，中国资本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资本市场自身结构不平衡，如股票债券比例失调、新股发行市盈率较高；
2.市场的波动和震荡幅度比较大；
3.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相对较弱，对小微企业、新商业模式支持不足；
4.为居民提供的投资理财产品相对匮乏；
5.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比较大。
针对这些问题，郭树清在任上展开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任内500多天的时间内，郭树清密集地推出了近百项制度规则以及专项工作。这些改革涵盖了从发行前端到到投资者利益保护与机构重塑的中端，再到退出机制的后端。
市场更多将其解读为，这些改革是对于完成股改后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快速补位。比如创业板的退市规则，自2009年创业板诞生便一直酝酿，但直到2011年11月底才正式公布意见。主板与中小板退市制度酝酿则更久。
2013年3月17日，郭树清正式离开证监会。而在即将告别证监会之前，从3月14日到3月16日晚间，证监会连续发文十项，涉及券商、基金等多项制度松绑。
五年后的2013年，郭树清第二次接替尚福林的职位，只不过这次接任的是银监会主席。对于他来说，这是他熟悉的老本行，是回归。他本人在2月24日上午的交接仪式上也表示：“很高兴回到金融系统。”
（2012年陆家嘴论坛）
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银行业面临着多重风险。首当其冲的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失衡，银行业市场乱象频发。银行作为金融市场最重要的资金提供方，往往通过各类资管计划将资金投向房地产、产能过剩、融资平台等高风险领域——规避监管的同时也加剧了金融风险。
上任后的第十五天，郭树清首次以银监会主席身份出席记者会。他说，没有完善的监管制度，银行业经营必然引发严重的风险暴露，因此要筑好“篱笆”。
此后，在3月底至4月初的短短两周，银监会连续发文，要求银行业全系统开展“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十乱象”大检查——“郭旋风”从证监会吹到了银监会。
经过一年的整治后，特定目的载体投资增速在2018年1月首次出现负增长。特定目的载体包括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托投资计划、、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等资管产品，因为嵌套层级较多、加杠杆较明显，资金空转现象较突出。
现在，郭树清出任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如何有效整合两个机构、形成合力，并继续推进两个主要金融行业的防风险工作，将是他面临的未来使命。过去多年的从业经历，已经激起他担任首任主席后，推动金融改革、防风险的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