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开始写这篇关于企业发展的内容的时候，我又去梳理了一些讲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书籍，包括了野口悠纪雄和傅高义的两本书，以及一些文章和一些大家的观点，有些数据后续还要细化。野口悠纪雄和傅高义两个人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一个在努力的抨击政府体制和错误，一个在努力的夸大和炫耀日本的体制和文化，也许通过读者自己的辨识来吸取各自的一些营养和认清当时的情况，无论哪种观点或者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毋庸置疑日本从 1974 年开始到 1985 年的那一段辉煌，虽然 1989 年之后是痛苦的失去的二十年，但是如果我们能认清楚为什么会有 1989 年后果（ 前文不断阐述，资产价格泡沫后的债务泥潭是失去的二十年的元凶 ），我们也许能避免那一场的世纪双泡沫，也就能避免日本的失去二十年，日本这个国度也确实是除了阿根廷这种自己进行工业化阉割外全世界经济史上最奇葩的国度了，它贡献了太多的经济上的奇葩事件，而这些奇葩经济案例来源是 1985 年的「金融自由化」和放开的「资本账户」。
所以我们不要总是用日本失去的二十年这个奇葩的国际孤例来预示我们的未来，时间的类比真的是错误，而 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日本研究意义也许对我们现在的指导意义更大。
从全球的技术效率提升周期（ 康波周期 ）而言我们是处于和那个时期相同的时期，都是萧条期；国家内部产业都是经历了工业化起飞阶段，从总需求每年双位数的增长下滑到个位数的增长，进入工业化成熟期；产业结构也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入到中小企业破产，强者恒强的局面；政治体制都有相似的中央集权，政府官僚乃至银行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企业性质也是政府支撑的类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从大企业开始实现弯道超车；甚至从 1972 年开始的美日贸易战，一直绵延到 1989 年日本的泡沫破裂；当然在细节中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但是这些背后的因素不得不让我们作为思考，德国、韩国也都经历过相同、甚至相似的事件，例如德国的大众甚至可以称为德国的国有企业，但是这些都是不断创造着国家的繁荣，所以背后的因素也许真的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做研究的一个重点是逻辑点的反证和对比，而不是知道某一个逻辑。
【第一部分】
历史的趋势
增速的下移和企业的退出
当所有人都在讲大势，但是什么是大势？大势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是经济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事情，这个事情一定会出现。周天王信奉周期，他在阐述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仅仅告诉我们一个过程，让很多人觉得有些宿命论和预言家，把其人神化。但是周天王是看两百年的历史，从中寻找到相应的规律，他的框架和认知是在他那几百篇的报告中，还有他那堆满一个大房间的资料库里面，如果他把一个结论展开去讲他的推导过程那是一篇鸿篇巨著，说出来也许 99% 的人听不懂或者无心去听。
周期和经济运行规律是一部大体既定好的路线，只要政策制定者不犯大的错误，那么是一定会延续原来的路径行进，政策制定者的政策只是延缓或者助涨某一种趋势的运行——价值只会迟到不会缺席，所以我偏向认为政策和政治是经济的产物，经济是最基础的运行规律。
而我们要认清大势所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总希望用一套方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作为三周期嵌套（ 熊彼得 ）、国家生命周期（ 罗斯托增长经济学理论、达里奥的国家生命周期 ），不同的时间阶段、不同的耦合方式和不同的宏观发展模式会有巨大的差异，相同的朱格拉周期（ 制造业设备更换周期 ）在康波周期繁荣期、国别进入工业化起飞期是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个是我认为周金涛天王是宏观研究的最高框架的原因，因为他是熊彼得、罗斯托的耦合嵌套，在不同国度和不同的时间周期都能找好相应的参照和类比，这解决了宏观经济最难的问题——类比。
当我们走完了罗斯托的工业化起飞期开始在工业化成熟期的时候，我们必须认清楚两个大势，第一是总需求的开始变慢，这是必然，但是不代表经济没有出路；第二、国家级别的行业产业进入成熟期，竞争力低下的企业一定要退出，利润和市场空间让给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
一、GDP 增速下移是经济的规律
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工业化序列的过程中，都会有一段经济增速高企，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比例达到 25% 到 40% 的一段时期，也就是罗斯托所讲的工业化起飞阶段，这个阶段的几个特征：城镇化是经济的引擎之一、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占比高、基建设施占国家财政支出的大头。
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能知道为什么从 2003 年开始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建设占 GDP 比重这么高，也就知道了为什么城镇化建设（ 房地产 ）是过去经济引擎之一，也就理解了基建占比高的特性。这些不是一些专家教授所讲的无效投资和无效建设，是工业化起飞阶段全社会进行资本积累的重要一环。当我们在享受着 10 年前建设起来的八车道的高速公路、享受 5 个小时火车就能从北京到上海的时候，也许批评无效基建就不是那么的合适了，所以回顾当时的批评声音也许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批评虽然当时看起来是正确的，但是真实是有些偏颇错误的认知。这些批评的声音并没有从国家工业化进程（ 罗斯托增长经济学 ）来思考这些问题，虽然用各种的数据和案例来说明那一段时间我们的高基建投资是如何的和其他发达国家是多么的不同，我们多么违反经济学常识，但是他们所讲的经济学常识是这些国家在百年前完成的，美国是在 1910 年到 1930 年完成了工业起飞进程，日本是在 50 年到 70 年完成，德国也是和日本相似的时间（ 二战后的重建 ），是错误的类比和常识。
而从这个框架下，当进入到工业化成熟阶段经济增速是一定下移的，这个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而且在这个框架下政府的政策将逐渐从刺激经济增速转向调整收入分配比例、增加产业竞争力、扶植优势企业和产业的崛起。通过下面的数据，我们也是看到了这种增速下移过程发生在德国、日本、韩国等不同国度。
当我们天天呼喊经济增速跌破 7%、破 6% 来说明经济如何的不好，未来如何的没有出路，我唯一想说的是这些人真是无知到蛋疼。所有国家都经历了这种经济增速的下移，但是却都走出不同的路径，德国 DAX 指数从 1982 年的 500 点正式开启了牛市的征程（ 下图中经济增速下滑到只有 4% ），月线级别近乎是没有回调的一路涨到 2000 年的 7300 点。
在这个阶段不要总想着政府如何的去保证经济增速，和过去保 8% 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的保 8% 有一个目的就是保证就业。完成经济增长制造就业岗位来满足当时的就业，这是促进居民财富增长的途径（ 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创造居民财富 ）。但是现在的阶段，由于总体量的规模巨大，对失业问题的关注角度也许就不用那么看重，现在的主要聚焦点应该是培养好企业竞争力、扶植优势企业、调整居民企业收入分配比重、加大转移支付、加强民生保障，短期最重要的问题是处理好债务链条。
从这个逻辑点出发，也许我们在天天翘首以盼的加大投资建设，刺激总需求也许有可能会低于预期。
总量经济分析方式在 2010 年开始失效了，这个投资方式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
二、企业的退出是大势所趋
在讲这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先从产业的生命周期讲起来，也就是微观经济学的几种形态变迁。
任何行业都会经历四个过程：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
成长期：总需求快速增长，企业盈利很高，进入竞争者众多，大家开始进入到价格战、渠道战、各种竞争激烈，市场处于自由竞争格局；
成熟期：当渗透率达到 50%，行业需求增速开始放缓，企业开始因为亏损等问题退出，行业进行整合，市场格局逐渐走向寡头垄断；
衰退期：一般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衰退期很长的产业，会彻底进入寡头垄断，赢者通吃，集中到几大具有竞争优势的龙头中；一种是衰退期很短的行业，基本上注定着消亡。在这里要说一句，钢铁行业是一个衰退期很长的行业，也许要几十年才会有需求的下降，会在国家生命形态转变的时候会发生。
产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对应的就是微观经济学所讲内容的现实具体应用分类。
行业的生命周期概念和工业化进程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我甚至认为罗斯托的《增长经济学》是一部国家产业变迁的历史。工业化起飞阶段可以看做是行业的成长期；工业化成熟阶段，对应的就是行业的成熟期；而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对应的就是行业的衰退期。
有一个关键性的渗透率指标，人口的城镇化率。
当我最近在看周金涛天王 2006 年的报告的这张图的时候，我感慨的是经历了 12 年后我才知道这张图的很多含义，这是一张神图，是研究、投资的重要的分界线。虽然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S」型曲线，但是也是工业化进程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60% 是重要的分水岭，这道分水岭标志着工业化进程要进入成熟期。
我们最新的城镇化率——59.6%。
我们将要进入全国范围产业的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并购重组、企业破产将是重要的时代标志，同时伴随着就是阐述经济如何困难，企业如何活不下去、债务充分暴露、经济危机论的爆发、大萧条的开始等等言论。十分有意思的是，各个国家都经历过这些。
美国的成熟阶段是在 1920 年到 1935 年期间，由于这个时期已经太过遥远，没有太多的数字可以查询，这一段时间有了一次 1929 年的「世纪大萧条」这种暴力式出清的。当然也是美联储的不作为和自由主义经济学走向衰败的重要事件。而美国第二次旧时代和旧技术出清是在 1982 年，1982 年到 1983 年企业大批量的破产倒闭。这两次的破产倒闭，是新时代的涅槃重生，是把市场和利润留给了优势企业以及新时代新技术群体，让这些企业具有足够好的竞争力和发展空间。
日本企业是在 1970 年进入了成熟阶段，之后企业破产重组，从 1973 年到 1975 年有 6 万余家中小企业倒闭，700 万人接受了当时日本政府的所谓的失业补助计划（ 公司不直接倒闭，而是政府供养一段时间工资，让员工作为缓冲 ），日本的这个数字很是惊人，在全国 1.2 亿人口按照 6000 万人工作，有接近 10% 的接受了这种补助，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据。
德国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了相应破产潮。
破产的失业问题是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只是一时的问题，从产业结构的迁移看，会沿袭我上一篇文章所讲的逻辑链条：破产企业——优势企业得到更多市场和资源，承接破产人群——提高企业盈利——增加职工收入——增加社会消费支出——服务业占比以及人数增加。这个链条在 1982 年之后的美国十分明显，能看到制造业的占比下降，同时服务业利润和增加值占比的提升（ 企业篇上篇 ）。
这种不是行业和国家的终结，这个是新的开始。
在上一篇文章我做了一个案例分析，一个行业在中国有 100 家公司每年有 1000 元的总利润；在产业结构成熟社会，有 10 家公司每年总利润是 500 元；那么中国一家公司一年只赚 10 元，而产业成熟社会是一家赚 50 元。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情况，最直接的案例就是当去掉了 2 亿吨产能地条钢的时候，钢铁行业整体盈利出现了历史性爆炸，甚至吨钢利润上千元，创历史未有的现状。
未来产业中具有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不断的侵蚀市场空间是一个必然的事情，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也就是邱国鹭老师的「数月亮」的投资方式，未来邱老师的「数月亮」方式一定是要大放异彩的。
我们看如下的美国 100 年的钢铁行业的变化和变迁图，从最高 1.4 亿吨产量然后稳定在 9000 万吨上下波动，美国钢铁行业经历了惨痛的蜕变和大量企业在后期的死亡（ 美国钢铁公司从 2800 万吨的产量到 1999 年的 1000万吨然后又回到 2200 万吨粗钢产量 ），但是美国的纽柯钢铁因为成本足够低，从只有 300 万吨的产量用了 15 年时间达到了 2400 万吨产量，这个也是一个衰退行业中成长股的奇迹。（ 美国粗钢产量的下降和 1970 年之后制造业的迁移有很大关系，日本由于还是以制造业为主要的国度，粗钢产量 50 年没有出现什么下滑 ）
现在是到了要跟旧时代和旧时期的行为方式说再见的时候了，没有足够竞争力的企业，确实是应该及早的从竞争的海洋中退出，以便产业结构尽早的优化。过去的成功不代表未来会成功，「人生发财致富靠康波」，一切都是大势决定了个人的命运，上一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对自己能力和成就的巨大幻觉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泡沫，这个甚至要比一线城市的房价泡沫还要大。
自身认知泡沫的危害是能在杠杆的力量下把伤害发挥到最大极致，当 2011 年一些看到煤矿赚钱的人开始利用杠杆购买煤矿，到了 2015 年时候被杀得一干二净，而此时那些在 2009 年被山西国有企业接手的小煤矿矿主才反应过来，原来那一次是他们最好的跑路机会。
过去的成功也许会在未来成为你最大的绊脚石，因为时代已经变了。
人生发财靠康波。
【第二部分】
世界分工体系的变迁和制造业产能的转移
在我的《世界的萧条和中国的繁荣》系列文章中，我重点说过，大的宏观研究重点是要放在居民财富和债务问题上。并且在这个系列专门讲了国家级别是如何快速创造居民财富——分别是生产效率提升、快速的抢占外需（ 净出口 ）、调节居民资产负债表。
一、生产效率无法提升——康波周期的萧条期到来
我认为宏观认知是认知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最高层级，因为我们个人、公司、行业都是宏观运行的一份子，都要跟随宏观的这个无形的手。宏观情况变了，很多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式就要发生变化，有些方式和方法过去某个阶段适用，但是未来却不适用，这个也是投资所要的精髓——与时俱进，不断学习。
大级别的宏观框架和认知也许能让我们更清楚的认清这个世界，也许对投资、对工作有很好的帮助和体会。
➤ 宏观经济注定了一代人的命运。
如果生在 1950 年，那么注定很难出现伟大的投资者，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还在不断反复的经济危机泥潭中挣扎，这一代人的一生是可以用段子来形容「出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工作就下乡，回城没工作」。2000 年以后，中国享受着 WTO 的快速出口的红利、康波周期繁荣期进而进入了工业化进程起飞阶段，这个也催生出了中国资产的中长期繁荣（ 房地产价格的坚硬上涨 ），基本上 70 后出生的人群充分的享受到了这一轮的红利，2000 到 2010 年，越早进入社会参加工作，越早的享受这一场社会红利，甚至来说早5 年买房子（ 当年是 5 倍杠杆 ），可以领先别人一生甚至是几生。
➤ 宏观经济注定了一代企业的命运。
在 1840 年，当时能称为伟大的企业是一些铁路公司，他们能不断筹集资金扩大铁路的市场渗透率，既有成长又有业绩，但是当那一场渗透率达到顶峰的时候，他们走下神坛变成了公共事业债券类股票。1935 年到 1950 年时候的美国钢铁和重化工业，在那个年代也是伟大的企业，时过境迁到后来无人问津。1960 年代，当时的伟大的企业是汽车股，但是后来就成为周期股，因为宏观经济发生了改变。80 年代是伟大企业的孕育阶段，当时伟大的企业是做计算机硬件的企业，谁还能记得戴尔和惠普在 90 年代是如何被市场所追捧？
在 2000 年某煤炭集团的董事长到某钢铁公司董事长面前，手一摊：「给点账款吧，没钱给职工发过年工资了」，但是随后的那一次大级别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起飞阶段，让十年后的煤炭企业天翻地覆，前面所讲的要账款的角色互换了一下，当然在后面某个阶段，这两个行业又一起到国家去要补助是另外一回事情。中国这一场工业化进程的起飞，让我们的居民有能力消费起 1600 元的茅台，让我们很多人能进入城市，住得上带有电梯的房子，让家里装上空调和享受「第二消费时代」的消费。那一场的宏观变化带给另外一场变化是出现了很多伟大的企业和企业家。
是时代造就的英雄？还是英雄造就的时代？这个也许是一个问题。
➤ 宏观经济注定了一代投资家的行为模式
格雷厄姆所处的年代，是一场世纪性的萧条，是欧美体系国家资产负债表修复的一个动乱年代，当 1929 年格雷厄姆导师基金达到 250 万美金之时，随后的两年，他是亏掉了 70%。在一个康波周期萧条期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投资导师，教会了巴菲特如何在萧条期存活下来，所以当我们重新看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时发现基本无法使用。
巴菲特在 1957 年（ 27 岁 ）入市，正是美国康波周期的繁荣时期，汽车的普及，提升运输效率，是那一波康波周期的代表，随后的 8 年到 1966 年股市指数涨了接近 1 倍多，也完成他当时的初期名声、资本积累。在从 1967 年到 1982 年那 15 年的宽幅震荡的时候，格雷厄姆的思想保证了他能存活下来，之后又开启了长达 30 年的大牛市。虽然他一直说不看宏观，但是他确实是享受了这一段大的宏观背景，在一个国运向上的时期做了正确的事情。
彼得林奇更堪称传奇，但是所在的时代仅仅是 10 年，从 1981 年到 1991 年，这十年时间是美国股市 30 年长期繁荣的第一浪，那是一路向上没有回调的上升，只有 1987 年的那一天股灾堪称一次像样子的调整。在 1967 年到 1982 年那 15 年宽幅震荡的过程中，太多的老基金经理不敢去提高自己的仓位，而留下来的上市公司都是经历过 10 年滞胀、被日本企业打过存活下来的企业。我偏向认为彼得林奇有独到之处，但是不得不说他也有点沾了那 10 年敢于上仓位的便利。
看任何一个大师的投资模式，要清晰知道他所处的环境，知道他的风格为什么能取得成功，不能照本宣科，「大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净信书不如无书」。
大师的方式方法和言论都是一个大的宏观经济的产物，是他们的方式、方法适应当时的时代，是时代选择了大师，而不是大师成就了自己，这是一个时代留下的巨大的「生存性偏差」。
宏观经济对股票投资的指导意义，不是通过哪个月的经济数据好坏来完成，月度、季度级别、甚至年度级别的数据往往只能当作谈资来讨论。宏观经济研究最重要的是能认清楚一个大周期级别的优势资产。1990 年到 2000 年投资美国的「硬科技」公司，2000 年到 2008 年投资大宗商品，2008 年到 2018 年投资美国的「软科技」公司，这三十年下来是基本没有回撤的「十年十倍，三十年一千倍」的收益，这三个投资代表着康波周期的渗透和大级别国家的工业化体系起飞阶段的特征。
➤ 我在这里展开说一下康波周期（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什么是康波周期？
国内之前没有人研究康波周期，全球上一次研究康波周期的高峰期还是在 70 年代的日本（ 康波周期的萧条期 ），作为当时追赶国的日本也仅仅是一小撮人在研究。周金涛先生生前是以研究「康波周期」闻名于世，他是在国内研究康波周期并发扬光大被人熟知的第一人。由于他的内容一般人看起来晦涩难懂，以至于大家把康波周期归结成「宿命论」和「神学」的内容，而同时把周金涛先生归纳了「预言家」的行列。
真实的情况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康波周期十分简单，讲的就是一个生产效率提升周期中必然会出现的经济事件，而周金涛先生以「熊彼得三周期嵌套」和罗斯托的「增长经济学」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一个巨大宏观体系框架。
康波周期没有那么神秘，他讲的就是一个生产效率提升的周期，因为过去 5000 年的历史，人类就干了一件事情——在不断的借助科技力量提升人类的生产效率。而科技的进步和转化为生产效率的提升需要一个时间，一项生产效率提升的技术渗透到生活中每个角落也需要时间，这个时间的变化就是生产效率周期也就是康波周期。
第一次的康波周期是以蒸汽动力在纺织工业的应用为开端，极大的提升了纺织效率；
第二次的康波周期是以钢铁和铁路技术为主导，极大的提升了运输效率；
第三次的康波周期是以电气和工化工业为主导，提升的工业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
第四次的康波周期是以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为主导，自动流水线和汽车提升生产运输效率；
第五次的康波周期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人与人沟通交流效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每一次的效率提升周期都要一个时间来渗透到生活每个角落。康波周期可以和某项产品（ 产业 ）生命周期一一对应：回升期（ 产品萌芽期 ）、繁荣期（ 产品的快速成长期 ）、衰退期（ 产品的成熟期 ）、萧条期（ 产品的衰退期 ）。
在每个时期所对应的经济行为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也是宏观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总会出现的问题——陷入了错误的时间类比，然后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和推演过程。
我们将进入到一个没有生产效率提升技术的时期，这个时期有可能会发生很多和过去 30 年不一样的事情，唯一能做类比的就是 70 年代，例如在这个时期的朱格拉周期就会变得很平缓，更多是依靠企业设备的自我折旧修复而不是要更换新的设备生产线；例如我为什么讲美林时钟的失效，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美林时钟是总结了从 1985 年到 2004 年那 20 年时间的投资方式，但是这一段时间是由于有半导体、互联网技术进行的全社会制造业设备更新换代升级，所以固定资产投资变化起伏会比较大，也就有了美林时钟的适用，而我们（ 大级别国度工业化进程 ）从 2002 年到 2010 年也是出于工业化起飞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变化剧烈，也就有了当时的适用，而之后美林时钟就变成了电风扇，那是因为在康波周期的不同阶段。甚至大滞胀也是和康波周期的萧条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个我留到后面的单独阐述滞胀的文章再去解释（ 那篇文章会详细的讨论通胀、发展、货币政策的一些关系 ）。
我说未来 10 年是要到和过去 30 年的经验说拜拜的阶段，因为就是康波周期的不同。
一个注定没有新的技术能提高生产效率的时期，会带来两个最直接的问题。
a)作为技术领先的上一波康波周期的主导国不可避免的进入到衰败，和大英帝国 1910 年之后，美国在 1970 到 1985 年那一段一样；
b)没有新的技术以小公司创新形式扩散出去，成为新的巨无霸企业。所以我说风投将迎来一个长达 10 年乃至 20 年的寒冬，类比就是 1970 年到 1985 年那一段的历史。而所有在当时那个时期成为巨无霸的龙头企业都将进入一段痛苦期，当年的铁路、钢铁、重化工、乃至美国的汽车巨头，都在自己的那个时代的衰退期遭遇到了重大危机。
在宏观研究中，有一部分重要的研究就是有哪些行业未来能不断发展壮大，这个也是行业研究的时候重点，是重中之重。个股研究做的事情，是解决宏观背景下的偶然性，为什么是这些公司能走出来，为什么是美的、格力走出了空调行业的血拼，并向高层级的迈进，而为什么春兰空调没有走出来？
所以从宏观背景看，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时期，科技股和创新注定是没有未来的，将进入到生命周期的衰退期，「我们认为具有未来的产业，也许真的没有未来；我们认为没有未来的行业和公司，却有可能拥有未来」。
但是大的技术革命在这个时期是在研发部门进行萌芽，例如半导体革命的「仙童八叛逆」，从 1957 年成立到 1968 年英特尔公司成立，到 1982 年才开始走向辉煌。
我甚至悲观的认为我们未来生产效率提升周期有没有可能不能到来，因为我们目前所有的都是建立在 100 年前的那些大牛们在基础学科上的突破的基础之上的，而 100 年来我们无法在基础学科取得到任何突破性的进展，也许真是「三体人封锁了我们的技术」。
不要再抱有什么幻想，有新的技术来让中国实现弯道超车，当以电动车作为案例认为能「赶英超美」，这只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按照创新技术升级的科技树，我们还只能是吸收消化；按照生产效率提升周期，萧条期只要不发生战争将是我们这代人的幸运（国家级别资产负债表的高峰 ）。如果有下一次的技术创新，也许是 15 年后的美国而不是中国，毕竟在基础学科的研究上我们的差距实在是太远，而在基础材料的研制，我们也是具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培养创新，这个是类似游戏中点「科技树」环节，是重要而非紧迫的事情。
二、海外掠夺需求——增加净出口和提升出口产品的利润率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阐述了工业交换体系社会的一个天赋秉性就是——掠夺需求，在此基础上有了国际分工体系和周天王所讲的全球的「共生模式」。
「需求不足」是全球经济体的特性，很多人都看过刘慈欣老师的《三体》，全世界都在一个黑暗森林中，在争夺有限的需求，任何一个国家能获得更多的、更好的需求将会促进本国的居民财富增加，而作为净进口国家在全球起到的是居民财富流失的、贫富差距扩大、中低层居民收入降低、中低层居民收入比例扩大等恶果，在过去的 50 年这个事情被演绎的淋漓尽致。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1950 年到 1970 年，美国给欧洲、日本提供资金援助，这两个区域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本国重建、工业化的起飞，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是德国、日本这个时期的主要旋律，这个也是少有的没有经历过前期出口积累起本国资本来完成工业化起飞过程的两个国度，是直接通过美国的资金援助（ 马歇尔计划 ）获得了工业化起飞的积累。我们也许还会记得在 90 年代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政府多么的凄惨，没有资金来完成道路等的基建，「要想富先修路」还是那个时期的口号，还是居民集资修路。
直至到 1968 年美国的净出口还是正值，还是在以卖给全球货物为主，但是这个时期的制造开始缓慢的走下坡路，也就是全球制造业发生了产能转移。在 60 年代美国真的是很富裕，到 70 年代初美国人的富裕程度是人手一辆汽车，这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是奢侈品的时候，美国人的汽车成为当时的正常标配，依靠着向全球卖商品，美国居民赚取了大量的居民财富。奢侈啊，以 30% 的人口，消耗了全球 60% 的能源和原油，汽车产业蓬勃发展，计算机应用到生产线，大大的提升了效率。汽车行业也是这个时期的康波周期的技术周期的主力，例如对零售的冲击，汽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圈子，从原来 1.5 公里扩展到 5 公里，改变了楼下小仓买到街区大仓买的转变，也就是沃尔玛向凯马特的冲击；亚马逊、淘宝的冲击和当时都是具有相似的地方。所以美国的四大汽车公司在股票市场的地位不亚于亚马逊和苹果，在萧条期就没有然后了。
进入到 70 年代，日本、德国完成了制造业的升级，依靠人工成本、生产效率的提升、乃至制造业升级的过程开始抢占了美国的市场，就是在康波周期的萧条期德国、日本赶超了美国的优势领头工业——汽车，美国进入全面的衰退。美国 70 年代的社会主流文化是「颓废」，朋克、重金属乐队在 1970 年流行起来，到了 70 年 代整个英美体系——盎格鲁萨克逊经济体是颓废、颓废、更颓废。高通胀、高失业率（ 菲利普斯曲线就是这一段失效的 ）。制造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被日本、德国打得很惨，惨到了通用汽车差一点在 80 年代破产。日本的丰田、德国的大众那时十分威武的占领了美国汽车市场，直到 1990 年，美国奠定新的康波周期主导国地位，情况才发生了好转。
请记住从 1970 年开始美国开启了绵延 50 年的净进口国阶段，从某种意义讲，是美国这个国度的消费带动着全球其他国家创造了居民财富，德国、日本、韩国、亚洲四小龙、乃至中国的崛起都是依靠美国全国举债 50 年完成，美国给全球总需求不足注入了强心剂，这个是我们不得不去承认和向美国致敬，虽然这并不是美国人的本意。
从上面的美国、德国、日本贸易差额我们能看到刚才说的一系列事情的数字痕迹。而美国人也就是从 1970 年开始不断的找日本和德国人的麻烦，也就是那个时期的贸易摩擦，当 70 年代末日本、德国的净出额快速扩大的时候正是掠夺了美国企业的市场，在国别的竞争中美国输了，也就是德国、日本居民财富创造进入快速的阶段。当我们拿着那张美国人和我们贸易谈判的一群白发老人和晚晴时期跟美国人谈判的李中堂的老照片做对比的时候，我们只是不知道美国参与贸易谈判的这些老人就是在 1973 年时候不断找日本、德国麻烦的那一批人，无非是他们都老了。
当进入到 1980 年，日本、德国的净出口开始爆发了（ 日本领先德国有 5 到 8 年时间 ），美国企业盈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当沃克尔把联邦利率提升到 15.5%，美国的企业彻底死亡了一大批，这个时候美国的制造业近乎开始衰退，服务业兴起（ 增加值在 GDP 占比的变化 ）。这是康波周期主导国在萧条期必然会面临的衰退，追赶国在攀升科技树的时候终于在这个时期超越了主导国，甚至在新的康波周期回升期的前半段，作为主导国的制造业公司也饱受追赶国的赶超。在英特尔依靠内存赚取很多钱后，日本人开始学会了内存制程技术，然后把英特尔打得落花流水，最后悲伤痛苦的关掉了内达华州的内存厂，进而转去做芯片。个人台式机的制造初期也是在美国，之后开始了全球性供应，才在 80 年代末引入了台湾、韩国等制造区域。
截止到 1990 年，美国人都没有感受到太多的优越感，除了股票市场赚钱了，其他的行业只有在新的计算机体系、通讯技术上的公司赚取了当时大量的财富，思科、戴尔、IBM 等公司是当时的宠儿，也是享受了康波回升期新技术的盈利最高峰，而美国的优势公司在 90 年代借助网络——信息化沟通便利的优势，开始了全球的扩张，尤其是进入到中国市场，可口可乐、保洁等公司就是在 90 年代信息化技术的帮助下走向了全世界。
日本从 1985 年走向了全民炒股、炒楼的时代，企业把多余的资金用来买虚拟经济赚取价差（ 土地、股票、字画、美国的楼房 ），而并没有进入到实体。日本政府在明显已经看到资产泡沫，为了维持汇率不升值而采用了金融自由化和在政治压力下开放了资本账户（ 最大的两个错误 ），日本企业从 1985 年开始埋下了衰败的种子。当日本各大财团企业为了利润天天在算计怎么买股票、怎么加杠杆去买地的时候，德国继续闷头做着自己的制造业升级，而韩国、台湾地区也开始了制造业升级的步伐，凭借着内存和芯片制程技术的突破，韩国台湾地区终于在 90 年代之后掠夺了大量的日本高端利润制造业的需求，日本走向了没落，虽然还能保持着比较高的净出口，但是高利润部分被韩国、台湾抢走了，德国依然发挥着他们民族的特性，在精密制造等方面执着的进行下去，所以直至今天德国都没有失去的二十年。
当美国人在 2000 年进入纳斯达克泡沫破裂之后，全球的新的一次产能迁徙开始了——中国进入了 WTO，也就是康波周期繁荣期的事情，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也就进入了居民财富创造的高峰期。
中国进入世界分工链条有一个核心因素就是信息化交流速度的提升，之前在 70 年代还得通过电报联系，而后开始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网络信息、甚至直至可以随时随地的跟人视频通话。信息的沟通便利性加快了生产效率和需求，中国发挥着人员成本优势、效率优势掠夺了大量的基础性订单，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订单近乎被中国一抢而光，我们能看到从 2004 年之后中国净出口额是如何实现指数级别的攀升，在这个时期世界的通胀水平是很低很低的，周金涛曾经用中国的廉价商品来解释这一段的全球经济最美好的时间，但是他没有说的事情也许是这一段是康波周期繁荣期带来了中国引发的生产效率提升所带来的经济最美好的阶段，如同在我的宏观体系框架中所特意做的经济学模型，生产效率的提升一定会带来经济最美好的一段，也就是经济高增长低通胀。
这一段的生产效率提升也催生了很多有意思的公司，例如从 2003 年到 2010 年的利丰国际（ 00494 利丰 ），乃至现在的申洲国际（ 02313 申洲国际 ），也许都是可以是这一轮信息化技术康波周期繁荣期才能催生出来的公司，他们利用信息化网络做了之前做不到的事情，能不断形成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亚马逊、苹果、腾讯、阿里巴巴都是属于这个技术催生下的产物，也就是我前文所提到的，新的生产效率提升技术必然会出现一个未来的超级巨头公司，这是宏观深远的目光应该看到的，但是具体是哪个公司能成为这个超级巨头，就是所谓的公司研究才能做得事情。
中国的承接产能转移是按照科技树的形态来完成，最为经典的形式，任何一次产能转移都是按照人员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形式来完成。产能转移的核心还是商业性质的核心——「能够提供更快、更好、更便宜的商品」。而国家级别最开始承接的一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服装、纺织鞋帽、小五金零件等，反正别的没有，要人有的是，做完了直接出口卖出去。工业化进程的国家都是依靠这种方式完成的初期资本积累——起飞准备阶段，然后进入到起飞阶段。
没有依靠初期的准备阶段直接进入到工业化起飞阶段的国家，也许只有 1800 年代的欧洲列强，他们通过军事掠夺他国的财富，包括美国的建立也是在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1950 年的德国、日本，他们是直接获得美国的资金支持，并不需要积累。
从这个思路延伸下去，那么现在的越南、墨西哥、印度是不可能进入到工业化起飞阶段的，因为他们现在甚至都没有相应的资本积累（ 净出口很低 ），顶多算是进入到 90 年代初期。
然后承接产能第二步就是中端制造业，加工类、制造类企业开始占据出口的大头；然后再是高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体现，这个时候才是科技树上最高的一部分。这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有 10 年到 20 年的光景，我们现在无非是走在中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迈进的过程中。
如果用简单的比喻就是，原来的工人是一个人一个星期能生产一件衣服，然后不断的攀升科技树，开始能生产一辆自行车，后面不断升级科技树，那么就能生产摩托、汽车、坦克乃至飞机等，人均产值高了、赚回来的利润也高了。这是生产效率的提升，也直接反应到人均 GDP、企业利润、居民财富中，最后落实到国运上。
制造业的升级赶超是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核心，这是工业化国家的宿命，在分析国别之间的问题的时候，是一定要注重一个工业化体系的完整程度，能搭建一个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国家最少需要 4000 万人口，那么实际低于 4000 万人口的国度的分析和深入研究，乃至他们的案例也就并不具备说服力的，所以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的经验都不能称之为什么可以引导性的经验，500 万、750 万、2000 万人口的地区，人口规模越大的工业化体系越是健全完整，抗风险能力越强，中国是世界最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从现在东南亚各国来看，10 年内我们是看不到任何一个能挑战中国的区域出现，即使一些低端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能转移，也仅仅是简单的开始，因为这些国家还只是起飞准备期，甚至还没有到起飞准备期，他们仅仅是科技树的最低端，想对中国的工业化体系产生竞争关系要等待好久，10 年也许都未必能进入对中国的挑战。80 年代日本完成了工业化体系的升级，迈向中高级制造，亚洲四小龙承接了日本的低端产能转移，然后直到 2000 年四小龙也没有完成对日本的赶超，仅仅是韩国、台湾因为日本的失误而在，某些特定行业形成了相对竞争优势。上一篇文章我在讲，全球本次的产业转移也许到中国就会停顿很多年的核心逻辑就是这里。
从这个角度，我们的体系根本无法发生动摇，因为有足够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完整的工业化体系，那么只要我们不犯重大的错误，那么我们的国运势不可挡。
（一）目前世界分工体系（ 工业体系的分级 ）
地球村国家工业化体系可以分为 5 个阶层，消费科技创新、中高端制造业、初级制造业、原材料生产国、自给自足。（ 对应了工业化体系的 5 个阶段 ）
美国从 1940 年就霸占着第一个阶层——消费科技创新，过去 100 年科技创新是以美国为起源（ 上一个 100 年是以英国为起源 ），目前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冲击这个位置，所以我 10 年前开的一句玩笑：全球工业体系是美国人发明、日本人做大、韩国台湾人做烂、中国人把他们都做死。
第二个阶层是德国、日本这两个国家；英国、法国偏向自给自足，从世界贸易的影响力程度，不及德国日本；
第三个阶层是中国、韩国、墨西哥、印度、东南亚等国；中国韩国在跃向第二个阶层、处于第二个阶层和第三个阶层的夹层中，韩国是要被中国挤掉的一个国度，墨西哥、印度、东南亚各国是处于第三个阶层的中后部；
第四个阶层是原材料生产国：俄罗斯、巴西、阿哥廷、澳大利亚、中东各国都是这个阶层；这个阶层的国家，拥有的就是资源、资源、资源，他们依靠出售国内拥有的自然资源获得外部收益赚取国民生活的需求品，这些资源国大部分是基础工业和生活物资制造能力不足，资源品国家抗风险能力极弱，资源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这些国家最先陷入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严重时候就是政治危机。我们还能记得在 70 年代苏联是多么的强大，那个强大对比欧美体系的滞胀，让欧美体系的经济学家到了怀疑人生的地步，苏联的这个强大是建立在原油价格暴涨的基础上。前苏联两大支柱军工、能源，生活物资的生产能力十分的薄弱，甚至生活必需品粮食的生产也很薄弱，《石油大博弈》中记载着在 80 年代苏联为换取小麦而增加原油产量。在 1986 年的原油价格下跌之后，财政、国际收支平衡被打破，直至最后发生了 1990 年危机——前苏联解体。时至至今，俄罗斯依然摆脱不开欧洲「加油站」的称号，原油价格低位时候俄罗斯采取就是「战争、战争、战争」，原油价格抬起来之后俄罗斯也就从土耳其撤军。阿根廷这个国度的发展也是充满着奇葩，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自我进行阉割的工业化国度。
第五个阶层自给自足几乎可以不用特意研究；他们对全球的工业化体系并没有起到多少的作用，没有创造需求、也没有创造供给。
这五个层次的划分代表着国家竞争优势的几个层次：
金融铸币权、科研发现（ 政治红利、科学家红利 ）；
中高端制造业（ 工程师红利 ）；
中低端制造业（劳动力红利 ）；
天然禀赋（ 自然资源红利 ）。
有这些红利并不够，要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组织架构，发挥出这些竞争优势效率的最优化。虽然现在都在提东南亚国家、印度的崛起，但是这些国家充其量还只能算是在第三个阶层，虽然他们也有劳动成本优势，但是并没有有效组织发挥起来，形成有效国家组织架构发挥成本优势，所以我们也就看到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并没有特别的起色，他们现在甚至赚不到国家级别进行重工化产业固定资产开支的资金。在过去 50 年时间（ 1970 年以来 ），只有日本、德国完成了国家组织架构发挥出劳动力成本优势并成功越级进入第二阶层的国度（ 韩国、台湾不值得特别深入研究，还不及北上广深四个地方人口总和，大数量人口国家的组织架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小数量人口国家 ）。
而中国能成功的地方也是在于「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伟大的中兴之主邓爷爷的这句话在我们进入到 WTO 体系之后发挥的淋漓尽致，这句话影响了中国 40 年时间。2000 年之后我们牺牲了农民、城中村等一部分居民的利益，换来了社会效率最大化，在短短 10 余年时间里，一个 10 亿人口的超级大国完成了城镇化、工业化、并向第二阶层迈进，这是奇迹。我们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牺牲了一定程度上的公平来实现了国家组织架构效率最大化。
从目前的情况，中国现在和未来的 10 年是没有资格和美国进行直接产业竞争，更多是能欺负下韩国、日本，在产业竞争上，韩国、日本注定是要被中国比拼打压下去的。
在我们可预期的未来，美国人作为第一个梯队、全球第一阶层是改变不了的，短期无法改变的。这个背后代表着创新、国力、军事等等一系列的因素，除非发生类似一战、二战彻底把英国打垮拖垮的事情出现。
（二）净出口与汇率的关系——人民币将在 2019 年进入到长期升值趋势
这个问题，我想单独说下。最近一年有很多声音站出来喊人民币汇率贬值，甚至还有人说出来贬值到 14 元人民币兑换 1 美元的。我真想问问你们，你们的《国际经济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国际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原则：
经常项目的差额要么通过资本账户差额补充，要么就要通过汇率调节。
净出口的增加会使得国内的币种升值，这个传导链条分为两种情况，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
固定汇率：居民和企业拿到美元，找到银行兑换，银行跟央行兑换成国内货币，央行投资美元资产；
浮动汇率：出口国的企业居民拿到美元，找到银行来兑换，银行到国际市场去购买本国货币，增加本国货币需求，压低美元汇率；
这是国际经济学最基础的内容。然后运用到实际中，我们会发现这个在罗斯托的工业化起飞阶段的三个条件：固定汇率、强权政治、贫富差距（ 我十分想改成资本，但是尊重伟大的经济学家 ），固定汇率是那么的重要，固定汇率能保证自身的出口不会受到本币贬值的调节。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保证了 50 年代的美国出口的便利，但是从 1966 年开始美国的净出口被德国、日本抢占了部分的市场，所以自发性的开始导致了美元的贬值，所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是美国人想通过美元的贬值来平衡经常性账户的差额有关系，来增加自己的出口，但是由于制造业成本优势和产能转移的问题，美国脱离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挽救自己的制造业。
当 1980 年沃克尔把联邦利率提升到 15.5% 的时候，引发了资金回流赚取利差，美元指数一次巨大的上涨，从 85 涨到1985 年接近 160，之后当利率回归正常之后，又开启了新的下跌；当 1994 年美国确定了信息化革命的主导国地位，导致全球资金回到美国去做资产价格的价差，引发了又一次美元指数的反弹，这次反弹就变得很弱。我们也看到了美元指数呈现的是为期 15 年的一个周期，一次强劲的反弹，之后又是漫长的 10 年级别以上的下跌，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跟我说人民币要贬值到 14 元兑换 1 美元，难道是因为美元指数要涨到 150 吗？
当日本从 1975 年开始了净出口之路，日元也就走上了升值之路，尽管当时有了美元指数的一波接近翻倍的反弹，但是日元整体还是十分强势，处于升值状态下的一波调整，当回流美国吃利差的资金开始全球流动的时候，净出口的日本成为当时十分重要的一个宣泄口。因为高的贸易顺差和汇率的不断贬值是不符合基本的国际经济学组合，这个隐含的概念是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很赚钱，但是大家还把赚来的钱去买不赚钱国家的资产，这是经济上的悖论，所以日元一定要升值。在经济学史上也就有了当时著名的「广场协议」，日本央行为了增加出口维持弱日元的做法让很多人不满，不符合经济学定律，那么「广场协议」的出现就是一个必然，是必然会出现的事情，这个也就不是美国的阴谋，是完全符合经济学定律的事情。
因为是大量的净出口和弱势币种这种不对称组合的存在，所以日元一定要升值。
也就是这个时候，在日元升值下（ 大量热钱流入 ），日本央行又开始加大了金融自由化——最致命的错误。我们在 2010 年时候是大量热钱流入的高峰期，当时我们的央行是在缩表、提升存款准备金、回收流动性，必须向央行的领导们致敬。
都说汇率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那么为什么从 1990 年日本进入到失去的 20 年，国民进入到「没钱任命」的低欲望社会，但是它的汇率还能跟随美元接近 30 年的低位盘整？80 到 120 的一个整固区间。也许只有是因为这一段还能维持比较高的净出口有关系。
《国际经济学》的内容也许解决不了一两个月的汇率变动的问题，但是最基本朴素的道理能解决中长期的问题，朴素的趋势核心不会变。
那么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汇率政策。
在 2006 年之前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保证了我们连续 11 年的出口平稳不受到相应的汇率调整的影响，当我们在 2005 净出口额开始急剧扩大，难以抵抗国际经济学固有定律的时候，央行开始加入了浮动因素进行调控，一方面的对内管制，一方面允许人民币一定的浮动，也就有了 2006、2007 年的大升值。高善文博士依靠资产重估理论（ 包含了汇率因素 ）而一统江湖。
2010 年到 2011 年热钱的流入十分迅猛，也是人民币从 6.8 到 6.2 升值的一段，我们的央行并没有采取日本 1980 年代初的做法——为了增加出口而保持弱货币，我们的央行在缩表，在努力吸收热钱的流入，当时在算 M2 变化的时候天天在算外汇占款增加多少，而央行却不断提升存款准备金率，直到现在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全球最高的地方。如果我们央行在 2005 年这一段继续维持我们的固定汇率，那必须依靠释放更多的流动性来稀释流入的热钱，那个将引发更多的经济问题。
在 2014 年到 2018 年的贬值时期国际资本流动是一个原因，而我们的经常账户的贸易顺差当年却达到了历史最高，接近 6000 亿美金。这种组合实际并不是由于我们央行来决定，而是由于国际热钱的进出所决定，因为在 2014 年到 2016 年美元指数有了一波 15 年周期才有的上涨。
这一段人民币贬值的因素，不是什么因为国内债务问题、国力不好、经济增速下移等问题。日本 1990 年之后的债务问题要比我们严重的多得多，经济增速近乎是 0 维持了 20 年，但是汇率并没有特别大的贬值趋势。从 2014 年之后的贬值是国际资本流动所造成的一种抛压，当美元指数见到反弹的高点，那么人民币必将迎来中长期的升值趋势，因为我们的高贸易顺差是汇率升值的最主要靠山，所以央行也并没有怎么要求保证人民币汇率的强势，而是随行就市，虽然在我们普通人内心中汇率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当时在 1920 年代美国就是因为要保持汇率的稳定而放弃了国内银行的救助，最终产生了当时的世纪大萧条。央行并没有把人民币汇率放到很重的位置和权重上，因为央行的人知道最简单最直接的道理核心就是高贸易顺差下的汇率是不具有长期贬值基础的——人无贬基虽然被我们嘲笑了 3 年，但是从长期看这个却是一句真话。是央妈懂，而我们不懂。
当我们都拿泰国等的贬值吓唬自己的时候，真的是吓唬自己，对于资本流动容忍度都没有研究清楚，外债和内债的占比傻傻的分不清，也许需要重新去学习达里奥对债务的研究。
而在 2016 年贬值的末期，中国央行部门开始有步骤的开启了去杠杆政策，每一步都走对了，近乎是达里奥债务危机处理教科书一般的案例。债券市场的杠杆、摸清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排查企业负债问题，在 2018 年开始了反金融自由化进程，防止金融自由化政策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 这就要涉及到央行的职责到底是什么？我会放到我滞涨那一篇文章再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央行履行了太多的职责。包括通胀、债务、资产价格泡沫、经济增速，尤其是债务、资产价格泡沫等问题是未来的重点。）
中共的央妈是最好的央妈，看完这些案例，真心佩服央行领导。
美元指数 2018 的这次反弹结束后，大概率就是人民币正式开始升值的时候。美元指数是一个长期走熊状态，那么必然会带来更多的资金流入到中国和中国的资产，再配合高贸易顺差，那么人民币汇率贬值到 14 元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经常项目的高额顺差和中国资产的追捧，人民币也许会升值到 5 以下。
【第三部分】
经济体制和大政府制度
这个有可能是我们总是向往和满腹牢骚的一种体制，但是不得不说，我们太年轻了，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关于欧美体系的政治经济体制在经济史上有一个学名叫「盎格鲁萨克逊经济体制」，崇尚自由，大市场小政府，我们从十几年前就在不断的呼吁这样的体制。但是当我们看到足够多的史料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在 60 年代末开始，欧美体系受到苏联、日本、德国崛起的冲击，英国、美国的持续衰落，当时的经济学界甚至是政治家都在反思英美经济和政治体制。
萨缪尔森在 1968 年公开表示对「盎格鲁萨克逊经济体制」的一些不满，对苏联、日本、德国的高增长和体制予以了很高的评价，到了 70 年代甚至还要喊出来要向苏联学习。这可是萨缪尔森，当时的经济学的泰斗，一个指点别人几个方向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牛，「我们每一个学习经济的人都是萨缪尔森的学生」。
而即使是野口悠纪雄这个对日本政府充满着偏见的经济学者，也在 70 年代到 80 年代对当时他所批评的体制赞不决口，认为在那个时期能实现如此高的经济增长和这种体制分不开的——1940 年战时体制。当然，到了傅高义 1979 年更是直接赤裸裸的喊出来美国应该向日本学学了。「日本的制度经历过几次变迁，而美国制度并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变迁，所以导致了当时的滞胀、当时的萧条。」
70 年代确实是美国经济一塌糊涂的时候，高失业率、高通胀，企业利润下降，社会居民财富创造下了一个台阶。（ 关于滞胀、失业率等问题我留在我的后面文章单独分析 ）。
而苏联、德国、日本却是如日中天，这种鲜明的对比造成了当时连萨缪尔森这种贯穿经济学界的从初级班到高级班的神都怀疑了人生。
人们进入大学一开始学习经济学便遇到了萨缪尔森，读的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而当进入高层次经济理论研究之时，人们还是离不开萨缪尔森，这时萨谬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指导；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领域，诸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数量经济学，人们总是能从萨缪尔森的有关著作中获得启示和教益。
「大政府」和「小政府」的体制都有自己的优势，也都有自己的劣势。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有自己的独特的作用空间。
一、在工业起飞阶段需要大政府的强力整合社会，将社会效率发挥到极致
在工业化的起飞阶段，有三个先决条件：固定汇率、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强有力政府、贫富差距。
只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将社会各个部门整合到一起，把效率发挥到极致。当我们在 2002 年进入到工业化起飞阶段，土地拆迁等让部分居民受到损害和不公平待遇，换来了整体社会的高效运行。这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两个不可能的天平必然会在某一个时期牺牲掉一部分来保障另外一部分。
至少从这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我们永远不用担忧印度的崛起，那是一个政策执行力度不强不连贯的政府。很难通过政府行政的力量牺牲公平来换取社会效率的最大化。而同样墨西哥和越南也都将面临这样的问题。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不断的进行经济政策的纠错，要保证政府的政策能不忘初心，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政策不动摇，日本有一个纠错机制——国会（ 名义上的民主 ）。
二、康波周期萧条期的追赶国需要大政府进行工业升级和科技树的升级
康波周期的萧条期是追赶国最好的时期，目前我们记忆深刻两次康波周期的萧条期，一次是 1910 到 1930，一次是 1970 年到 1982 年。
而这两次康波周期的萧条期都是追赶国赶超的最佳时期，第一次是美国追赶英国，虽然是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把英国打残了，但是即使没有那两次大战，英国被赶超也是必然的事情，因为工业生产线电气化改造是从美国发起的，它是那一次的康波后期的主导国。
而在 1970 年的萧条期中，主导国的美国陷入了被动挨打的阶段。作为追赶国的苏联、德国、日本开始了在工业产品成本和效率方面的赶超。
追赶国的赶超是要将企业竞争力发挥到极致，在国内组建成相应的卡塔尔，通过政府的扶植和帮助，形成足够的资本实力和竞争力到国际市场上参与相应的竞争。我们能想起来当时在 70 年代日本的丰田汽车和德国的大众是如何把美国的汽车企业巨头打得四处找牙，当 80 年代的时候日本企业在美国是横着走。
只有大企业才能投入高研发来提升产品的性价比。小企业更多是适合在创新时期，也就是康波周期的回升期和繁荣期的出现。
我们不要总想着创新，天天喊着我们出现新的技术能一统江湖、霸占全球。创新这个技术活是要点击攀升科技树，是一个长期的活。作为追赶国初期只能是学习，努力消化领先国的技术和管理。在吸取营养，也就是我们过去十多年干的事情，先是偷学仿制，天天说我们只能做仿制产品的人，请闭上你们的嘴，一口吃个胖子也不是这么吃的。
因为在康波周期萧条期，主导国（ 领先国 ）无法通过提供技术的创新获得生产效率提升，保持自己产品的领先地位，追赶国的科技树攀升是制造业升级的一个过程，不断提升自己生产效率发挥性价比优势不断的抢占上一个层级国家的产品，然后直至开始涉及到主导国（ 领先国 ）的核心产品。这就是追赶国最好的赶超时间窗口。而这种制造业的升级，除了企业本身的努力外，还要政府做一定的辅助和辅导，来确保企业升级的速度加快。利用市场的力量筛选出合适扶植的企业和方向，加大扶植。（ 不要选错扶植的对象是政府这个时候的关注点，从历史上来看，政府扶植错误是比较正常的事情，日本当年扶植飞机和原油就是赤裸裸的错误 ）。
大政府体制也有不适应的时期，这两个分别是国家工业化进程进入到大众消费阶段，康波周期的回升期和繁荣期。
在国家生命周期进入到大众消费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和居民进入到自由化和散漫化，也是创新土壤开辟的时候，但是这个时期的大政府制度和大企业缺乏活力，不利于新技术的开辟的扩散，我曾经开玩笑的一句话如果日本能治理好大企业病，能多点开花的培养小企业，也许苹果是出在日本，事实上当时也确实是软银的孙正义给乔布斯出了一张图，那张图就是苹果手机的概念图。
从这个定义上，小企业的兴盛走向大公司是要在康波周期的回升期和繁荣期，那个时期才是创业的最佳时期，十分不幸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衰退进入萧条，康波周期注定了一代人的命运，80 后、90 后的各位看官出不来伟大的企业家（ 企业家和高管是两回事 ），最好的出路是在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中一步步的往上爬升地位，跳槽次数越多，后面越没有好位置。而风投和创投将迎来 20 年的低回报期，这一次的寒冬不是一般的冷，是小冰川纪。
在未来的过程中，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一定要小心谨慎，有足够好的纠错机制，就如同杨小凯教授所说的一个观点，「过去多年的成功，政府政策制订者会带来信心的膨胀，而一旦犯下致命的错误没有纠错机制，带来的对经济的灾难将是毁灭性的」，这个问题将是未来10 年以上时间围绕在我们头上的问题，是我们能实现从产业成熟到大众消费乃至成为超越大众消费成为康波周期主导国的一个比较大的因素。
【第四部分】
企业的发展之路和投资方向
我在前面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宏观经济大的背景乃至全球工业化产业链分工和政府政策在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的适用情况。那么最后一点我们来看未来的企业成长之路和投资方向。
一、中短期无效企业退出和优势企业整合——政府短期内要做好的事情是债务的快速清理
这个是我们的阵痛期，必须要经历，而且不能拖，越拖所带来的问题越多。日本 90 年之后采用的就是拖，没有快速解决债务问题，想用好企业带动僵尸企业走出债务泥潭，有了大量的交叉持股，最终的结果是资产泡沫为依托的高额举债把好企业也拖进了泥潭，导致产业在国际的竞争力逐渐降低，不能获得高附加值的订单。
我们在 1998 年开始处理上一轮金融周期的债务问题，直接快刀斩乱麻，虽然当时社会的阵痛难免，影响面涉及到 7000 万国有企事业员工（ 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我国原有国有企业的职工 1.1 亿人,1998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则为 5200 万人,而原为 4000 万人的集体企业职工,更是锐减为 1000 多万,这减少的 7000 多万原有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除一部分直接转到非公有制企业外,大部分人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下岗或失业的经历。以一家三口计算,受到直接影响的人群超过 2.1 亿,间接影响的人数就更多 ），但是那一次的出清让我们进入到了新一轮社会繁荣，虽然加入 WTO 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刺激因素，但是也不可否认僵尸、无效企业的退出让具有优势的企业能在短期内完成资本积累，然后开启产能建设的新周期，当 2002 年社会企业的利润就已经达到很高水平，2004 年的时候固定资产开支猛增，年初高达 60%，着实让中央吓了一跳猛踩了一脚刹车。而我们的净出口额是在 2005 年开启的暴增，从 2000 亿人民币达到了 8600 亿人民币的。
从 1998 年中国政府企业破产解体时，各地均依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 中发〔1998〕10 号)执行，下岗职工被迫先签订《解除劳动合同书》，然后领取当地上年平均工资的三倍( 1-2 万元 )，作为安置费。1974 年到 1976 年日本做了同样的事情。
国企破产重组的过程一直到 2005 年还有人顶着为民请命的帽子站出来谈论「国有资产流失」。但是直到 10 年后大家才意识到当时的这个事情是牺牲了一代人换取了整体社会效率的最大化，有了后面那一波加速的工业化进程和国运的腾飞，但是那一代人的牺牲后续影响到了贫富差距在他们的子女中的传承，而这个问题将会在大众消费阶段制约社会的发展。
公平、效率很难同时保证，短期的优势未来会成为劣势。
同样在上一次的企业负债周期（ 金融周期 ），我们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处理社会坏账。我们也许在明年到后年会看到相应的情况再一次的上演。
二、产业整合、优势企业形成国际竞争力、并且伴随一定的产能转移
产业整合是未来的趋势，一定会将一个行业 100 家企业最后变成只有 20 家，这个中长期的过程会在债务周期顶点的时候加快进程。
什么样的行业和企业具有整合和扩展能力？
经过上一次的并购重组大潮，我们都想明白了，整合是要具有能输出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力将是未来的主要考核标准，是否具有「足够长、足够宽」的护城河，《竞争优势》将是未来投资者必修课程。尤其是管理制度等软实力的输出，能利用管理打造出高效的运营团队是产业整合中的重点。
「行业集中度低，能形成规模优势」也未必会是好的投资。例如当尿素行业生产设备的大型化能降低成本，所以它能凭借低成本把别人都耗死，但是它要去建新的产能才能达到未来的扩展，需要大量的资本开支。同样生猪养殖行业集中度比较低，但是当规模化企业开始扩充产能的时候，一定会在某一个阶段导致低成本企业进入血拼成本阶段，市场份额是在上升，而没有形成利润的贡献，最高点的盈利弹性会在一到两个周期的情况下趋势性的下降。
制造业体系的逐步升级，具有研发精神和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的企业将会最终胜出并能向国际市场迈进，能成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是多重因素，是由企业的研发、运营、生产、销售等一系列在企业的管理体制下形成的高效运营的结果，这完整的有机体是企业文化、理念和规章制度的综合体现，也就是为什么联想和华为最后联想输得这么彻底，尽管当时有一段时间联想要超过华为很多。
产能转移和低端制造业的外流是这个时期必然会出现的事情，日本的产能搬迁是在 75 年之后出现的，德国是在 85 年之后，美国到了 90 年代开启了优势企业的全球化过程（ 可口可乐、保洁等公司也是这个时候开始快速全球化 ）。
对于中国，这个不是衰退的标志，而是制造业转移的一条路，同样的 100 元贸易顺差，原来做衣服只能赚 10 元钱，现在做摩托车能赚 30 元了。为什么不做？？大家不是一直说日本在国际上再造了一个日本多么的厉害吗（ 虽然我从数据认为夸张的太多 ）。但是当我们有一部分产能转移的时候怎么又变成中国萧条的开始？这个逻辑也许不是很顺畅。
三、政府打造高效率社会体系、保持社会活力
虽然哈佛的傅高义在《日本第一》的书中写的有些夸大的成分，对日本政府过度的赞誉，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当时日本政府在打造高效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一定作用。
当时日本政府做了三个比较突出的事情：
1.以人为本提高社会效率。加大对优势企业扶植、加快攀升制造业的科技树，乃至日本优势企业的管理、科技攀升领先全球其他所有国家，直至现在很多人还在学习松下幸之助的管理学；
2.提高政府运行效率，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打造的社会风气；
3.调节贫富差距，对中低收入的居民加大收入转移，创造公平和有进取的社会，提高社会活力。
四、未来的投资方向
（一）对内内需路径
➤ 1）市场占率能持续提升
应该说这是一句废话，也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指导方向。所有的成长股都是在讲市场占有率提升的故事。我单独把这个列出来是因为我们在过去 10 年的时间，工业体系从起飞走向了成熟阶段，在这个成熟阶段，各个行业基本上都形成了龙头和市场占有率提升达到到一定程度的阶段。在后续还有比较大提升空间的行业貌似没有剩下几个（ 我是指大型行业，大型行业才能通过研究创造价值 ）。
➤ 2）渗透率提升——成长股的生死线指标
这个更多是偏向新出现的服务、技术、消费品从导入期进入到成长期所讲的故事，这样的标的数不胜数。新材料的扩散是这个类型，智能手机的普及到扩散是最为经典的渗透率提升的过程。苹果作为首创者，如何把这项技术从无到导入期、成长期、被人模仿追赶、保持自己的领先、到成熟期、饱和期，每个时期，每个阶段，每一年发生的事情研究出来是一项重大的意义非凡的课题。这个是对于做成长股具有强烈的投资指导意义，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推荐一只股票涨 50%。（ 希望能有人用文字数据的形式，系统的梳理下智能手机是如何的一步步走向现在的成熟，苹果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一步步壮大完成了从 2003 年到 2018 年这 200 倍涨幅 ）
目前这个方向，我还没有看到什么新的进展和标的，由于本人钝感十足，对新鲜事物接受程度很是缓慢，时至今日，本人都没有淘宝账户和支付宝，所以这个方面需要大家多多指点。
➤ 3）消费习惯改变、消费升级
这是一大类的投资思路，但是包含的可以是千差万别。例如航空、保险，这个可以列为这个类型；商超零售的京东也是这个类型；随着居民财富创造实现，居民收入的提升，消费升级产品也是一个必然。
消费升级，如果我们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制造业升级成功，那么就按照美国人均 GDP 上升表为依据来寻找消费升级的产品和相应特征。
如果我们走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制造业升级失败（ 目前来看，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威胁到我们的地位 ），那么我就沿着日本过去 20 年的消费结构变迁的特征来寻找标的，这叫消费降级。
（二）对外掠夺需求路径
进口替代、中高端产品出口、品牌输出。
➤ 1）进口替代：是在高精端设备制造、精细化工制造、医药等领域（ 所有我们不能不能产的变成自己生产 ）
精细化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是能走出牛股的地方，因为新材料的应用是人们永恒的主题，半导体制程也是新材料从小做大。回顾历史，精细化工在康波萧条期是牛股爆发的领域。这个如何的选择，跟踪每一个企业是不可能的，只能从研发费用投入端入手来看了，类似医药研究看研发费用投入的情况。
高端装备设备制造，太泛泛，应该说高精端设备，但是这种高精端设备往往是市场空间容量小、玩家仅仅是几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德国、瑞典等地，其对整体经济影响并不是特别大。除非是某两个行业出现爆发式需求增长，国内才有人想去开辟这个市场，类似当年的多晶炉、LED 的气相沉积设备。
➤ 2）中高端产品出口：能带来效益、市场足够大的，汽车、工程机械、通讯技术（ 华为有长期投资价值，中兴通讯只有炒作价值 ）等等
日本企业在 70 年代油价暴涨后，汽车的性价比优势凸显，走向了全世界，成为 75 年之后的支柱型产业；工程机械，随着大宗品价格高位，建设投资加大，在市场中把卡特彼勒打的节节败退，甚至萌生了不做工程机械的想法。这两个大的行业都产生了国内超级玩家，也许就是要走向世界的时候。（ 这两大行业的超级玩家，面对着和中国一样的人口一样大的国际市场 ）。制造业升级的明珠就是汽车产业，对汽车产业的研究是高度重要非紧急的事情。
➤ 3）品牌输出：家电（ 美的、海尔 ）、白酒、传媒等等
不要小瞧家电海外扩展业务，这个是家电企业未来成长的核心动力来源，我们还记得 90 年代人手一个索尼、松下的随身听吗？那么也许未来海外国家要人手一个美的小家电。从组织形式和产品运营能力来说，美的更加具有这方面的优势，而且其海外扩展业务也是很好，目前的家电企业仅仅看到这一家具有这样的优势，美的集团也许再过 5 年就有人会喊出来是日本的索尼、松下电器。
白酒品牌的输出要持续很多年才能看到，类似葡萄酒对全球饮酒文化的输出。这个是要建立在中国文化输出的基础上，中国文化的输出包含着从文字、汉语、影视作品、文学等方面，所以文化传媒、白酒的输出也是综合国力的体现，要很多年才能体现，也许 2030 年后横店就是好莱坞。
从总的角度来说，数月亮、看龙头，竞争优势的考量将是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