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目前形势下，操碎心的不止央行一家；易纲不易，但满头白了发的也不止易纲一人。放出去的数万亿货币之“水”成效为何不明显？是什么阻滞了信用扩张？

央妈的心思有多重？也许，看看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的满头银发就能猜出一二。

一年前的3月19日，一甲子年龄的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整个金融业的稳定。”是当时易纲向媒体透露当选行长后的两大紧要任务。其时，其发鬓略泛白，但意气风发。

现在呢？可能的紧要任务之一是，经济承压下，中国货币传导机制的疏通。为此，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一行两会和相关部委出台了诸多措施。

有别过往，这次边际宽松货币政策从实施到最后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time-lag（时滞）较长。“这个time-lag以前在中国的时间一至两个月，或者两三个月就传导到实体经济去了。此次不同——从去年八月中旬开始就有货币放松的迹象，到现在已有五个月，实体经济还没有见到明显起色。”1月16日，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央行调统司原司长盛松成告诉经济观察报。

货币政策传导的最后一公里怎么那么难？这真是一件让许多人头疼的麻烦事！

“它不单纯是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传导的技术问题啊。在目前的宏观形势和体制下，不论是采用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不论是用哪个短期利率作为政策利率，不论银行用哪个利率作为定价基准，都会出现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加大的问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说。

他认为，这是我国面临经济周期下行、去杠杆措施的溢出效应以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非中性竞争体制三个问题叠加所导致的后果。

“中国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扼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为此，在加紧推进各种制度性改革，以理顺传递机制的同时，中国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告诉经济观察报。

“这确实像是央行的一种困局”。一位国资金融机构固收负责人说。始于2018年下半年的债券大牛市已经反映了经济悲观预期。

我们是否陷入了如此怪圈？经济下行压力大—保增长—货币继续边际宽松—实体无甚挣钱的生意—需要借钱的就少；真正需要钱的—风险又大—银行不敢贷。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告诉经济观察报，当前形势下，对商业银行来说，是缺乏好资产的问题。在采取了货币政策、监管督促、行政鼓励等一系列措施后，货币政策传导依然没有明显的效果，问题不在银行体系，反而说明银行是遵循市场规律的。

其实，“银行跟企业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啊。金融部门应该再开发一些中长期的贷款产品，现在多是短贷长投。”均瑶集团总裁王均豪告诉经济观察报。

也许目前形势下，操碎心的不止央行一家；易纲不易，但满头白了发的也不止易纲一人。

1月15日总理专家学者企业界座谈会上传递的信号是——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些方面信心不足影响市场预期。会上，余永定说，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中国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宏观政策取向上，中国需财政、货币双扩张，同时，汇率、房价不应束缚央行。

他说，在加紧推进各种制度性改革，以理顺传递机制的同时，中国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此时的他，亦是两鬓染霜。

其实，想到的能做的，央行似乎都在做，且尝试用市场化的方式。1月17日，中国银行获准发行不超过400亿元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即永续债)。“像永续债这种打开银行资本补偿的工具颇为理性，因其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有一个合理的风险定价，是以市场化的风险定价基准去引导风险的分配；疏通货币传导机制的同时，也是防范风险的一种有效方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张瑜告诉经济观察报。

刚刚过去的2018年，为稳增长，防风险；堪称央妈的央行可谓“操碎了心”。诸如，四次降准+3次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等；新年伊始又宣布降准释放流动性1.5万亿元，1月下旬将实施首次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操作等。同时，近期的财政政策亦不遗余力，力推减费降税，凸显积极财政政策。

细节而言，央行的努力似乎也初见成效。就整体市场的有效性来看，债券市场的利率传递比较符合预期。“人民银行通过四次降准、增量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等提供了充裕的中长期流动性，基本有效传导到了实体经济。”1月8日，易纲在接受几家央媒采访时说，“下一步，我们还需要从供需两端进一步改善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易纲表示，通过“几家抬”，将从供需两端共同夯实疏通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关键是要建立对银行的激励机制，主动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而不是用下指标、派任务的行政办法。

其言外之意或是，尽可能用市场化手段去改善供需两端的营商环境。似乎央行是明白人，但市场呢？

追本溯源，五次降准之后，“宽货币”与“宽信用”之间，到底发生了啥？银行业务员敢不敢放贷？

“总行制定目标，我们去完成任务。”有客户经理对记者感叹。记者采访发现，四大行和大部分股份制银行在落实扶助民企政策上执行力较好，基本在一级分行层面传达清晰。但是在部分基层信贷员工看来，虽然大多数银行在风控上对小微、民企的容忍度级别有调整，具体到放贷层面，主要还是要看企业的资质。“我们对未来一年经济形势看法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在放贷上相对谨慎一些，很多企业都不敢去接触。”某东部城商行信贷经理告诉记者。

建行北分一支行信贷业务人士告诉记者，他们有动力去做小微企业，但是资金的价格反应的是企业的风险，在价格上做太多的限定，反而不利。

具体到绩效考核上，一家股份行杭州分行支行行长对记者表示，KPI考核涉及到全年一揽子的变化，改变考核方式的速度慢。但是其所在行，在内部宣传推动、产品创新上有明显的行动。“以前，传统地来说，银行要‘开门红’，追求在一季度放款时把能放的都放完。现在考核和资源配置还是有改变：对客户经理一方面是传统的KPI考核，另一方面是分行、支行间竞赛的形式，总行以发文的形式比较快的传导到一线。”作为支行行长，他每天要开晨会给员工布置任务，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增量制定目标。

央行地方支行也在牵头做工作。某央行地方中心支行行长告诉记者，现在主要是银行在推动，效果不理想。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需要把有市场、有效益，资产负债率合理的好企业筛选出来，也可以有担保公司配合。

不能迷失方向啊。在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看来，有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明确。其一，宏观调控要区别于微观刺激。微观层面，是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这个，应该交给银行自主决定。假以时日，才能有好的可持续的结果。

此外，作为实体经济的企业个体，资金固然是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更不是决定性条件。企业发展的决定性条件是营商环境和盈利预期。目前信贷需求不足的问题正在这里。所以，刺激实体经济发展，需要考虑货币政策和信贷投放以外的路径。

再者，不能通过降低监管标准来刺激银行发放贷款。监管政策是为了保证银行体系运行安全和规范的，不是宏观调控手段，也不应该成为宏观调控手段。

另外，银行多年来喜欢做大客户已经形成了惯性。扭转这个惯性，需要的是客观条件，就是竞争中性原则的实施，广义的打破刚兑，即取消有形无形的对大企业的保护。最后，监管政策上要强化和细化对银行授信集中度管理的要求，促使银行保持合理的客户结构和资产结构。此外，一些企业由于账务造假、过度融资等形成重大违约，对金融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不能把这类现象混同于‘融资难、融资贵’，否则，货币政策的传导必然会迷失方向。”刘晓春告诉经济观察报。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新实体经济倡导者王广宇也认为，企业融资，首先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融资贵是市场化选择；融资难意味着金融机构的客户选择风险偏好，其产业定位包括企业规模方面存在歧视。“我们一直在讨论竞争中性，为什么国有企业融资就不难，民营企业融资难。”

在马骏看来，竞争中性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国有企业有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因此违约风险较低），而且对许多银行业务员来说，贷款给国有企业不必承担“被终生追责”的风险。“还是要让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去做融资。”王广宇说，“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差别定价，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只是，当操碎的“心”遇见“经济寒冬”，会是什么结果？

数据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经济的“脸色”。2018年12月金融数据昭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1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今年我国发展的环境更加复杂，困难挑战更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相较去年10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此次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定调程度更深。

可以圈点的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速下行而减弱，反而是加大支持力度，体现了逆周期的调节。”易纲表示。

那么，放出去的数万亿货币之“水”成效为何不明显？是什么阻滞了信用扩张？

盛松成分析，这与近两年来大力度的“强监管与去通道”有密切关系。这种去杠杆表现在“去通道”与“表外融资表内化”，即影子银行的减少——这是引起社会融资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它也影响到了M2的增速。

“这次的货币政策传导时滞会长一点，预计到二季度，经济有望企稳。2018为前高后低，预测2019年是前低后高。”盛松成告诉经济观察报。

当然，货币传导受阻也与经济周期有关系。张瑜说，借贷市场融资难其实也是经济下行的一种规律。经济下行时，间接金融体系为主的整个银行端主枢纽——天然存在风险偏好下降，必然会收缩尾部信贷。

这在王广宇看来，问题恰恰出在——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间接融资体系。他一直试图在推动权益金融（资本）的发展。

王广宇的大逻辑是，股权投资不足，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太少，杠杆率太高；如果社会不能引导金融资本进入权益科目里——企业负债率降不下来。“而这些企业迟早还是会遇到融资难的问题。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金融和社会问题。”

如此，怎样引导更多的金融资金进入到长期资本、进入股权和权益投资领域？王广宇认为，惟有发展直接融资，最终才能让中国企业有更好的资产负债表。创新型企业才会有更多的长期资金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的目标才能实现。

小故事则是，扶持企业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政策落地了么？营商环境如何？

王均豪告诉经济观察报，现在金融部门应该再开发一些中长期贷款产品。现在都是短贷长投，包括盘活企业的设备，如，大力开发融资租赁业务。

1月16日，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中国债券市场国际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是一个坏事情，我们现在追求的不是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动力也在于宏观经济之有机平衡。

实际上，“我们是在做一种平衡啊。经济涉及方方面面，比如说，在大方向上还是应该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巩固最近两三年来严厉调控取得的成果。如果提‘宽松货币政策，加上积极的财政政策’，那好了——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了！”盛松成直言。他说，正确表述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不宜提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应该是一个区间，这就是“松紧适度”的内涵。

而长期目标与短期策略之间，也讲究平衡的道与术。

在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看来，要实现定向信贷宽松传导到中小企业，须标本兼治。治本之道是金融改革。但这需要时间，而目前经济面临的形势比较紧迫。因此，短期内的治标之策是：激励机制和压力双管齐下。

譬如，一方面给银行提供更多的激励，鼓励银行增加民企的贷款，包括调整宏观审慎管理权重指标；包括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以及适当调整资本权重方面的一些监测指标——引导银行向中小企业增加信贷。另一方面，通过窗口指导，监管机构适当调整银行的绩效KPI考核；并施加一定的压力，让银行更好的给中小企业贷款。

“目前形势下，需要政策‘校正’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投向，因为银行长期形成了一种贷款路径依赖（非竞争中性），应有些监管干预。”屈宏斌说。

但这是否会混淆监管政策与宏观调控的边界呢？张瑜个人认为，现在疏通货币传导机制最大的问题在于“脱虚向实”。关键不在“虚”能不能脱掉，而是“实”有无吸引力；因为资金的逐利性。这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潜台词是企业的营商环境和盈利预期。若这两点存在不确定性，央行的“困局”之忧恐难解。

不过，向好的一面是，央行在试图增加与市场的沟通。越来越多的央行将与市场沟通作为货币政策的一项重要工具。按照马骏的说法，有效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是货币政策框架中的一项内容。其内涵是：目前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过多，应该逐步收敛到稳定通胀、支持充分就业和保障金融稳定三个目标，应明确放弃与汇率、外汇储备等变量相关的目标。

这是一个中期的愿景，亦是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主体要求的货币政策框架之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