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在自己的博客发表了一篇题为《交过接力棒》（Passing the Baton）的博文，宣布自己将在本学期末结束之后不再教授本科生的《经济学原理》课程。这意味着，长达十四年的“曼昆经济学时代”将宣告结束。
本来，任课教师的调整在高校里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曼昆的这次“交棒”却引发了各界的关注。不仅哈佛大学的校报《哈佛红》（Harvard Crimson）对该事件进行了专门报道，就连很多公共媒体也对此予以了关注。一些观点甚至认为，曼昆“交棒”事件是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标志着以哈佛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开始对自身进行反思。
为什么一个高校的任课教师调整会引来如此之多的关注和解读？其原因就在于，曼昆这个教授并不是普通的教授，而他所教的课程更不是一门一般的课。
哈佛是经济学的重镇，能在哈佛执教的经济学家都可以算得上是同行中的佼佼者。然而，即使在如此高手云集的地方，曼昆也显得极为突出。
曼昆生于1958年，是乌克兰裔移民。1984年，年仅26岁的曼昆在著名宏观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并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突然对法学发生了兴趣，于是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一年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兴趣还是在经济学，因此就于1985年进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担任助理教授。后来的发展证明，他的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1987年，29岁的曼昆就凭借其卓越的研究能力成为了教授。要知道，在哈佛成为教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多数学者从助理教授升到教授要花上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而曼昆完成这一切的时间却只用了短短两年！
在学术界，曼昆最早是以新凯恩斯主义旗手的形象闻名的。新凯恩斯主义脱胎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其特点是试图从微观主体的理性决策出发，沟通宏、微观经济学之间的界限，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奠定微观基础。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中，价格粘性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我们知道，如果价格是可以自由调节的，货币政策就是完全“中性”的，货币量的增减只会导致价格水平的同比例变化，而不会对实际产出水平发生影响。只有当价格是粘性的，也就是其变动十分缓慢时，货币量的变化才有可能真正影响人的行为，进而影响实际产出。但按照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价格粘性却是很难被解释的——理性决策的经济人在面临货币存量变动时竟然不会对应地调整价格，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价格粘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作为一种信条或者一个研究假设，而没有被发展成一套理论。
对于这个长期困扰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难题，曼昆在198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的回答很简单：价格之所以不能灵活进行调整，是由于有“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什么叫“菜单成本”呢？简而言之，就是对价格进行调整的成本。例如，一个餐馆如果要对价格进行调整，就需要重新印制自己的菜单，这必须要花上一笔钱。显然，如果市场上的货币量变化过小，企业用调整价格的方法来进行应对就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情；只有货币量变化足够大，企业才会有足够的激励对自身的价格进行调整。在曼昆看来，尽管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或企业来说，“菜单成本”的影响并不大，但当它们加总在一起，就会导致整个经济的价格粘性。曼昆的这篇论文一发表，就引发了学界的关注。此后，他又和自己的合作者一起完成了多篇关于凯恩斯主义微观基础的论文，其新凯恩斯主义领军人物的地位得以一举奠定。
20世纪90年代，曼昆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经济增长理论。长期以来，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增长经济学家们：按照增长理论的标准模型——“索洛模型”的预言，无论一个国家的初始人均收入状况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增长表现都会逐渐趋同，但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在真实世界中，各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千差万别，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可以达到低收入国家的几十倍，这种差异又如何解释呢？在1992年的一篇论文中，曼昆和两位合作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他们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标准的增长模型忽略了人力资本这一要素。通过计量模型，他们证明了在纳入人力资本要素后，各国的增长差异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尽管在今天看来，曼昆他们的这个观点平平无奇，但在当时，这个发现却是增长经济领域的一个重大发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篇论文还开创了“增长回归”的先河。在此之后，无数经济学家利用这一方法，进一步展开了对增长问题的探索。根据谷歌学术的搜索结果，目前这篇论文的引用率已经达到了17812次。这个引用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很多诺奖得主的代表作。从这个角度讲，说曼昆等人用这篇论文开创了增长经济学的一个子领域，恐怕也不为过。
当然，无论是对新凯恩斯主义的贡献，还是对增长理论的贡献，都只能让曼昆成为一位业内知名的学者，真正让他成为公众名人的还是那本著名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
在经济学历史上，曾有过几本重要的教科书。第一本是约翰·穆勒（John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将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学者的理论进行了调和，从而构建了完整的古典经济学体系。自19世纪中期出版之后，这本著作曾在几十年内被视为当时经济学界的标准教科书。第二本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这部成书于19世纪末的教科书全面阐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用边际主义的供求理论全面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从而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第三本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济学》。这部著作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这种写作方法成为了后来经济学教科书写作的标准范式。到萨缪尔森去世前，这部教科书一共出版了19版。
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之后，最有名的教科书就当属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了。坦白地说，如果从学术意义看，曼昆的教科书是很难和前几本教科书相比的，但它的好处就是特别通俗易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教科书的开始，曼昆并没有像其他作者那样一板一眼地讨论各种概念、定义，而是直接归纳出了“经济学的十大原理”，用短短的几句话就把经济学最核心的理念传达给了读者。在后面的论述中，他更是大量应用了生活中的案例，力图帮助读者理解。依靠这种“用户导向”的写作策略，曼昆的教科书成功击败了同期的竞争者（例如斯蒂格利茨的教科书），成为了最受读者欢迎的教科书。而曼昆这个名字，也随着这部教科书逐渐被广大公众知晓。
据说，曼昆的教科书每年都能在美国卖出几万本。考虑到美国的人口规模，这个数字绝不可小视。在美国之外，这部教科书的销量更为可观。该书中文版的出版方——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曾告诉我，该社每年销售的曼昆教科书都在20万本以上。
萨缪尔森曾说过，只要让他撰写入门教科书，他不会在乎谁来当央行行长。这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教科书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讲，在公众眼中，曼昆这位写出爆款教科书的经济学家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了，他已经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代言人，或者说，就是主流经济学本身。
在哈佛大学的课程列表上，《经济学原理》的课程号是EC10。根据哈佛大学的教学计划，这是唯一一门开设给所有本科生的经济学通识课。由于大部分修课学生此后并不会选修经济学的专业课程，因此这门课的内容就会成为他们对整个经济学的全部认知。
EC10的历史十分悠久，《哈佛红》曾专门有过一篇文章对这门课程的历史进行过介绍。根据这篇文章提供的信息，EC10从1896年就开始设立，当时的课程名叫《经济发展讲座》（Lectur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从课程设置目的上看，这门课主要是为了给跨学科的学生提供有关经济问题的背景知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门课程关注的是经济问题，但其涉及的知识却并不局限于经济学。事实上，当时课程的制定阅读材料涉及了从哲学到人类学的各个学科，并且对经济史给予了很高的重视。
最初，EC10的授课教师并不固定。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门课的授课教师逐渐走向了“垄断”。
第一位“垄断者”是奥拓·埃克斯坦（Otto Eckstein）。或许对当代读者来说，埃克斯坦这个名字多少有些陌生，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却称得上是鼎鼎大名。他不仅在学界十分活跃，还积极参与经济实践。在学术上，埃克斯坦提出了“核心通货膨胀”，这一理论至今仍在宏观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实践上，他不仅出任过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还和人一起创办了著名数据公司“数据资源”（Data Resource Inc.），可谓政商学三界通吃。
在埃克斯坦时代，EC10一改原来的跨学科研究风格，开始变得越来越“经济学化”，而课程的关注点也逐渐从经济发展转向了对具体经济政策的分析。伴随这种改变，这门课的课程名也从《经济发展讲座》变成了《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值美苏冷战，因此对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经济制度的优劣也成为了课程讲授的一个重点。为此，修课的学生被要求阅读了大量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原著。
埃克斯坦在EC10的讲台上一站就是二十多年，以至于当时的学生都把EC10戏称为“奥拓的Ec10”（Otto Ec10）。直到上世纪80年代，菲尔德斯坦才从埃克斯坦手里拿过接力棒，成为了第二位EC10的“垄断者”。
在经济学界，菲尔德斯坦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经济学网站IDEAS有一个著名的排行榜，按照发表、引用等指标，对全世界数万名经济学家排了座次，而菲尔德斯坦曾在这个榜单上长期高居榜首。据说，菲尔德斯坦在早年想投身于医学事业，只是由于一笔意外的奖学金而阴差阳错地走上了经济学研究之路。但在此之后，他就“将错就错”地在经济学之路上一路狂奔，在职业生涯中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并斩获了包括克拉克奖在内的众多重量级奖项。或许是由于对医学的初心不改，在学术生涯的早期，菲尔德斯坦将很多精力放在了对医疗体系的研究上。在此之后，他又将研究进一步扩展到了更广义的公共政策上，成为了用经济学研究公共政策的代表人物。
相比于埃克斯坦时代，菲尔德斯坦更加突出了公共政策分析在整个课程中的位置。我曾在哈佛大学的网站上看到过某年菲尔德斯坦的授课大纲。根据这份大纲，在整个课程中，经济学原理的讲授只占据了一半的课时，另一半课时则留给了对具体政策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菲尔德斯坦认为如果在一个导论性的课程中过于强调各种学派的观点差异会让学生产生混淆，于是删除了课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奥派经济学的讲授内容。从这时开始，主流经济学成为了EC10的唯一指导思想。
菲尔德斯坦“垄断”了EC10二十年。从2005年开始，EC10的接力棒交到了曼昆手里，课程名也被改为了《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从这个时候起，EC10成为了一门完完全全的经济学课程。从课程大纲上看，这门课和一般的经济学入门课并无二致。上半学期讲授供给、需求等微观经济理论，下半学期则讲授宏观经济学的相关知识。菲尔德斯坦时代的专题讲座不再单独设立，相关的内容被安插到了对应的章节中。
凭借本人的超级人气，以及课程本身的光环，曼昆很快让EC10成为了整个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由于选课人数过多，一般教室难以容纳，因此授课地点被安排在了校内的歌剧院里。不过，在赢得超高人气的同时，曼昆的经济学课程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前几年，这种反对声音曾十分高涨，甚至还一度发生过学生集体罢课的事件。
尽管曼昆本人并没有透露自己的交棒是否和这些激烈的反对相关，但很多人认为，这两个事件之间应该存在着很大的关联。
那么，曼昆的反对者们究竟为什么对他如此不满呢？归纳一下反对者的观点，主要理由不外乎两个——
第一个理由是，它刻意忽略，甚至压制除了主流经济学之外的其他经济学流派观点。在2011年时，当时的罢课学生曾发表过《致格里高利·曼昆的公开信》，对曼昆的经济学进行了吐槽。在这封公开信中，曼昆的反对者指出：“真正合理的经济学研究，必须同时包含对各种经济学简化模型的优点与缺点的批判性探讨。由于在您的课程中不涉及第一手资料，学术期刊中的关键文献也并不充分，因此我们几乎无法接触其他可供选择的路径来研究经济学。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理就比其他任何理论，例如凯恩斯的理论更重要、更基本，这是毫无道理的。”
第二个理由是，它不关注现实，对现实中的重要问题视而不见。很多曼昆的反对者指出，他的经济学课程只讲理论不谈实际，在空谈供给、需求曲线的同时，却漠视了现实中人们关切的金融危机、通货膨胀、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通过撰写爆款教科书，曼昆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为了当今主流经济学的代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对曼昆经济学的批判，事实上也可以被认为是人们对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应当承认，这些批判确实颇有些道理，指出了不少主流经济学存在的问题。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批判本身其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还夹杂着很多的误解。
首先，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本身就是在吸收各种流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事实上，究竟什么才是主流经济学，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萨缪尔森曾试图把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构建一套统一的经济学理论，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起源。不过，即使在萨缪尔森时代，这个主流经济学本身也是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例如在宏观经济学内部，货币主义就和凯恩斯主义长期叫板，但在同一门经济学课程中，这两个彼此对立的观点都会被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介绍给学生。现在有很多学者说，在主流经济学中，已经见不到马克思主义或者奥地利学派的内容了，这其实是不确切的。事实上，多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增长模型的发展，而哈耶克关于生产结构的分析也早就被希克斯等人引入到了宏观经济分析当中。只不过，在吸收过程中，主流经济学也对这些理论进行了一些形式上的改造，因而不容易被一眼看出而已。
由于主流经济学本身的来源就十分复杂，因此要说明每一个理论的源头究竟来自于哪里，其实是十分困难的。而在一门入门级课程中，要详细说明这一切，则更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如果从单纯的教学看，像曼昆这样把整个经济学中比较一致的观点拿出来重点讲，并不能算有太多的不妥。至于相关文献介绍，事实上在曼昆本人的教科书中已经给出了相应的介绍，真正感兴趣的学生应该不难找到这些资料。有趣的是，从那封2011年的公开信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曼昆的反对者似乎都没有仔细读过曼昆本人的教科书，不然，他们一定不会指责曼昆这位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重视亚当·斯密而忽略凯恩斯。
其次，认为现代经济学不关注现实，其实也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我自己也曾教过几次经济学的入门课程，曼昆遭遇的问题，我也曾经遇到过。记得在某一年的课程上，有一位物理学出身的学生曾问我：“你让我们读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为什么通读了这书后，我还是不能理解经济危机为什么会产生？”我当时的回答是：“你学物理的，应该也读过《费曼物理学讲义》，为什么还不会造原子弹呢？”
如果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论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就会知道其中任何一个重要的理论都是从具体的问题中抽象出来的，并且对于现实问题也有着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在一门原理性的课程中，这些问题很难被完全展现出来。事实上，曼昆本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已经试图把那些最有用、最有解释力的观点归纳了出来，只不过这些原理都过于抽象了，因此缺乏阅历的学生可能很难真正理解这些微言大义。
举例来说，在2011年的那封公开信中，曼昆的反对者曾指责他的理论并不能解释金融危机。但如果他们真的好好读懂了曼昆列出的十大原理中的第四条“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就应该知道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就是不当的制度造成了对投资者激励的扭曲，从而导致了他们行为上的过度贪婪。事实上，在那场危机之后，人们对于监管制度的改善，就是在通过改变激励来纠正人们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曼昆教给学生的那些知识，其实就像《绿野仙踪》里那双充满魔法的鞋子，要等使用它的人历经磨难，才会发现真正的魔力早就在他们身边了。
当然，以上为曼昆的辩护并不代表我认为他和他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没有问题。
一方面，现代经济学理论本身还遭遇着很多的挑战。尽管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理论从总体上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但在对一些特殊问题的解释上，力度还不够强。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它其实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事实上，由于现代经济学的开放性，行为经济学等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已经逐渐被主流承认、吸收，从而成为了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相比于过去，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已经具有了更为强大的解释。一些学者认为要从范式上根本颠覆现代经济学，其实并不是一个十分经济的想法。
另一方面，从表述上看，现代经济学似乎也在和普通人渐行渐远。在经济学还被叫做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它的表述是从问题出发的。在这种表述下，学习者们很容易看到经济学到底要做什么、有什么用。但在新古典经济学崛起后，尤其是萨缪尔森之后，经济学越来越追求建立一个像物理学一样的理论体系。尽管原本关心的问题还在，但这些问题却被打散到了这个理论体系的各个部分。这样的处理结果是，初学者会很不习惯自己所学的知识到底有什么用，因此就会很容易误解经济学是屠龙之术。
这两个问题，其实才是造成以曼昆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遭到质疑的真正原因。在经济学及其教学的继续发展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克服应当是最需要引起重视的。
在曼昆宣布交棒之后，哈佛大学教务部宣布将由詹森·福尔曼（Jason Furman）和大卫·莱本森（David Laibson）共同接管EC10的教学。
福尔曼是曼昆的弟子，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从学术实力来看，福尔曼显然要弱于此前的几任EC10主持者。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极为丰富的政策实践经历。事实上，从1996年毕业起，福尔曼就辗转于政府和各类咨询机构，并曾担任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奥巴马政府的首席经济学家。显然，如此丰富的政策实践经历，对于急于了解现实，想知道如何用经济学知识来解释、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初学者，是十分合适的。
与福尔曼相比，莱本森则是一个十足的学院派。在长达二十年多的教学研究经历中，他的关注点一直在行为经济学及其应用。他最具代表的成果是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长期以来，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应该存在一直存在着争议。一些人认为，与其让政府收钱来办社保，不如让人们自己决定如何储蓄。而莱本森则从行为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指出由于受到“动态不一致”行为的影响，自主的储蓄行为从长期来看未必可以让人们事先终生福利的最大化。从这一观点出发，莱本森不仅为社保制度的存在正了名，还对改进社保制度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由于莱本森本人就是一个不算太主流的“行为经济学家”，因此由他出任EC10的教学将会有助于学生用更多、更广的视角来审视经济问题。
从对福尔曼和莱本森这二人组的选择上，我们不难看出，哈佛校方对EC10这门入门课程的规划思路，更关注现实、引入更多的视角将会成为这门课的发展方向。作为经济学的重镇，哈佛对EC10的这次调整应该会为整个经济学界带来十分有益的启示。
（作者系《比较》研究部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