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渐近尾声。

下一个春天降临，就要兑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的任务要求，即到建党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反贫困，是人类的自觉，因为这是深植于本能当中的需求。但同时，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人类文明史有数千年，从没有摆脱过绝对贫困。

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它可能富裕程度位列全球前茅，但始终存在一定比例的绝对贫困人口。

2020年的中国，将告别绝对贫困。

这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2000多年前就摆脱了严苛的等级制，有了“天下”观念、大同理想，一代代心怀使命感的担当之士，为这一理想不懈奋斗，但从未实现。

今天的中国，要实现这一历史上心心念念的未来图景。

何以可能？何以成功？

在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已经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很简单的一句话：“一个都不能少。”

其实，这也是中国反贫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核心的原因。

且听分解。

中国历史2000多年来就一直这样走啊走——不公平。

不公平何以产生呢？

我们前面说了，是因为分配制度有问题。

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给出了明确答案：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控制在少数人手里。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是没有觉悟。

自秦汉以来，中国的统治阶级，就明白了社会之所以分化、动荡，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大多数人才陷于贫困。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但，这仍然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假设生产资料能够公平分配到全体人民手中，中国人就能摆脱贫困吗？

未必。

因为摆脱贫困，还需要发展生产力这一基础。如果社会经济整体产出能力很弱，平均下来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也不可能摆脱贫困。

生产资料是核心，这一点，中国人早已知晓。

中国历代大一统政权，虽然不能克服私有制，但都会用力防止私有制的癌症式发展——无限制的土地兼并。

此外，大一统政权还会有意识地阻止金钱阶级（商人）进入权力中心，自隋唐确立科举制开始就不让他们参加科举，以此阻遏金钱对公共权力的劫持。

劫持就会导致腐败，以及利益集团的形成。

中国郡县时代的大一统政权，并不是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只是政治家们意识到，如果不能最低限度照顾普通人的利益，那么这个政权也就离崩溃不远了。

历代政权之崩溃，除了天灾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对权力阶级的利益集团化以及对土地兼并的无计可施。

一旦公共权力利益集团化，它自身就成为了土地兼并的最大行为主体，它不可能去反对自己。

这样下去，贫困就是必然的。

必然的贫困，导致了必然的造反。“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死国可乎？”

政权更迭，造反频仍，最终的原因还是贫困。贫困，会饿死，在饿死面前，其它都不在乎了，造反。

霹雳弦惊。“西方有圣人，吾将往从之。”

马克思告诉人们，贫困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不是什么天理——自然法，而是人欲——生产关系使然。

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演讲，谈到所谓“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地反问：“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五十七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

“无为而治”，被引以为新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来源。然而，人之所以无为，前提在于顺应天道，老子最担心的就是，人如果作为，就会违背天道。

天道是什么？“损有余而补不足。”

很显然，自由市场做不到这一点，它能够而且必然做到的，恰恰就是与“天道”对立的“人道”——“损不足，奉有余”。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一点，一直被历史所证明。

老子的无为，不是自由竞争，而是不竞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老子既否定理性经济人，也否定稀缺性，它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两大基石的最大的反对派，哈耶克引用他的话，恐怕是找错了对象。

但是，人类社会毕竟仍然按照本能（人道）来运转，而且组成了政府。那么政府的作用，就体现为是放纵人道，还是均衡人道与天道。

在善治前提下，这就是所谓小政府和大政府。

在近代化的路上，世界选择了“人道”（不是人道主义）。因此，“损不足奉有余”就成为了必然结果，并且，随之而起的一大批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来维护这一结果，纷纷呈现出解释性理论的面目。

当政府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民族国家诞生之后，马克思出现了。

他告诉人们，“损不足奉有余”是不对的。一部分人富贵，大部分人陷入贫困绝境，是人为结果，不是本源真理。

贫困不是必然的。

基于他对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观察，马克思发现，由于不能掌握生产资料，工人只是工具，只是商品，所以他只能不断异化自身，也异化劳动，他生产得越多，他就越贫困，他越努力工作，他的贫困就越加深。

因为他的所有努力，归根结底都会导致他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在市场上贬值。

马克思发现，在权利不平等的条件下，市场会不断制造贫困。而权利不平等，根本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不平等。

因此，贫困，甚至悲惨，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

所以反对贫困，首先就是要反对人，反对那些让多数人陷于贫困乃至沦于奴隶地位的少数人。

中国革命的真谛就在这里。

晚清以来，我们把一切技术引进和制度改良都尝试过了，发现都没有作用，然后发生了革命。共和革命深具进步意义，但也不能否认它在结果上的虚有其表，因为它未能改变最关键的因素——生产资料所有制。

生产资料，最核心的就是土地，仍然掌控在少数人手里。

如果不能解决土地控制在少数人手里这一现实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

新文化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来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首要目标就是摧毁生产资料私有制。某种角度也是真正建立一个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生主义”社会。

它做到了。

既然贫困是人为的，那么就必须反对人。反对人，必然途径就是阶级斗争，为此，必须舍生忘死。

自1921年到1949年，缔造共和国的先辈们，就是在斗争中度过。

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土地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属性，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奠定了基础。

土地国有，或者集体所有，按人口均分使用权，这一点，中国历代大一统政权屡有尝试，但只有新中国做到。

而且，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从根本上杜绝了兼并的可能性。

上下五千年，历朝历代，梦寐以求却从未梦想成真的“小康”社会，出现了曙光。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试图让每个人都吃饱饭，这是最坚决的反贫困，但结果却不如预期。“不患寡而患不均”，看来还不行。

问题出在哪？出在生产力水平还不能支持这样超前的生产关系。

贫困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正因如此，我们才说它根本上是人为的问题，人为制造，或人为忽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因为生产关系，而罹受苦难。

然而，我们的生产力，不足以支撑制度要求。

于是就有了改革开放：先发展生产力，有东西可分配，才能谈得上怎么分配。

所以，我们把讲求效率的市场机制，继续引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当中，并且把它作为决定性机制。根据理论，市场机制讲求效率，能够造成“帕累托最优”。

当然，也不是你要引入就能随时引入。

改革开放，还是东西方“和解”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扩展的结果。十几年前我们耳熟能详的“产业梯度转移”和“微笑曲线”，术语叙述的，就是和解导致的转移和全球分工。

所以我们抓住时机，不要犹豫。

有了效率，也就是有了供给能力，反贫困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必要条件之下，获得充分条件。

所以，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就是中国主动反贫困（扶贫）的开端。

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了一种全社会共享的水涨船高效应，人民福祉普遍改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水涨船高效应，官方用语就是“共享改革发展红利”。就经济生活而言，所谓改革，主要就是市场化改革。

它是有局限性的。

市场的效率，奠基于淘汰。总要有人被淘汰，淘汰的原因千差万别，可能是竞争失利，可能是无缘于市场，也可能是因为身体和精神的残疾与缺陷，或者最简单的，年纪太大。

总之，有人被淘汰。如果没有人被淘汰，就不会有市场。我们现在要问的是，那些被淘汰的人，是活该吗？

不能。

所以，你应该发现了，如果单纯依靠市场，讲究效率，那么彻底的反贫困就是空中楼阁。你怎么可能在最没有效率的领域去提倡效率至上呢？

如果这样，只能导致一个愚蠢的回答：“何不食肉糜？”

在反贫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上，市场是失能的，而且注定失能。

这时怎么办？贫困人口如何救济？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顶上。

所以，自从党的十八大之后，扶贫的中心转变为“精准扶贫”，就是在市场失能的领域政府顶上的表现。

在中国，事关社会公平与正义，效率必须让路。

举例吧，中国的警察和官员，会介入对家庭、邻里矛盾等“鸡毛蒜皮”的调处。中国消防，不管什么事，脑袋卡在栅栏里，给你弄出来，家里有个马蜂窝，给你摘掉，戒指太小摘不下来，为你解决，都不收钱。

仰头想想，今天的中国，真是必然吗？

当然不是，国际上都没有这样的必然。

根本原因在哪里？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这个党，不是党派，不是唐朝的牛僧孺、李德裕，不是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

这个党，是人民的代表，人民意愿的公约数。这个党的理想和人民的理想一致，并且理想随着现实不断发展。

因为它紧密联系群众，所以它可以长期执政；因为它长期执政，所以它眼光长远，可以制定和通向长期目标；又因为它的目标总是如期实现，所以群众主动跟它密切联系。

反贫困，彻底地反对绝对贫困——就像它过去彻底反帝反封建一样，其他力量都做不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