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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也就他能干

来源:     编辑:      2020-11-25

2020年,渐近尾声。

下一个春天降临,就要兑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第一个百年的任务要求,即到建党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反贫困,是人类的自觉,因为这是深植于本能当中的需求。但同时,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人类文明史有数千年,从没有摆脱过绝对贫困。


一个共同体,一个国家,它可能富裕程度位列全球前茅,但始终存在一定比例的绝对贫困人口。


2020年的中国,将告别绝对贫困。


这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2000多年前就摆脱了严苛的等级制,有了“天下”观念、大同理想,一代代心怀使命感的担当之士,为这一理想不懈奋斗,但从未实现。


今天的中国,要实现这一历史上心心念念的未来图景。


何以可能?何以成功?


在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已经用行动给出了答案,很简单的一句话:“一个都不能少。”


其实,这也是中国反贫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核心的原因。


且听分解。


问题的核心

贫困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

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经济能力过低,可支配的物质资源有限,甚至食不果腹。

回顾历史,贫困的持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产力落后,产出能力无法满足人们最低限度的需要。

所以解决贫困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自然中索取更多的能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为科技帮助人们改造自然。所以,蒸汽机在18世纪中期投入生产领域,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就得到了极大提升。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按理说,既然生产力极大发展,人类就应该有条件摆脱贫穷了。然而在世界现代化过程当中,人们发现,贫穷问题非但没有解决,甚至还被加深了,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大部分人陷于绝对贫困,少数人富得流油。

其实中国先辈早就给出了答案。

《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

老子说,天理,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只有人间,才“损不足,奉有余”。换成大白话来说,就是你越穷,人间的分配制度就会从你身上抽取更多,转移给富人,所以富的越富,穷的越穷。

不解决分配制度问题,那么生产力的进步对缓解贫困非但没有帮助,还会不断制造新的贫困,让贫富差距日益极端化。

老子进一步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怎么办呢?“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

所以我们要期盼“有道者”的出现,来以“有余以奉天下”,让人道符合天道。



中国哲学的传统,一直都是先认识天道,然后反观人道。天是要求公平的,但人间却是运行着相反的法则。

不公平到了极点,人们活不下去,就会造反,这是历史循环的道理,历代起义,莫不如是。

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从未真正解决问题。

贫困不是必然

中国历史2000多年来就一直这样走啊走——不公平。


不公平何以产生呢?


我们前面说了,是因为分配制度有问题。


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给出了明确答案: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控制在少数人手里。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是没有觉悟。


自秦汉以来,中国的统治阶级,就明白了社会之所以分化、动荡,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大多数人才陷于贫困。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但,这仍然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就是,假设生产资料能够公平分配到全体人民手中,中国人就能摆脱贫困吗?



未必。


因为摆脱贫困,还需要发展生产力这一基础。如果社会经济整体产出能力很弱,平均下来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也不可能摆脱贫困。


生产资料是核心,这一点,中国人早已知晓。


中国历代大一统政权,虽然不能克服私有制,但都会用力防止私有制的癌症式发展——无限制的土地兼并。


此外,大一统政权还会有意识地阻止金钱阶级(商人)进入权力中心,自隋唐确立科举制开始就不让他们参加科举,以此阻遏金钱对公共权力的劫持。


劫持就会导致腐败,以及利益集团的形成。


中国郡县时代的大一统政权,并不是与人民利益相一致,只是政治家们意识到,如果不能最低限度照顾普通人的利益,那么这个政权也就离崩溃不远了。


历代政权之崩溃,除了天灾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对权力阶级的利益集团化以及对土地兼并的无计可施。


一旦公共权力利益集团化,它自身就成为了土地兼并的最大行为主体,它不可能去反对自己。


这样下去,贫困就是必然的。


必然的贫困,导致了必然的造反。“亡亦死,举大计亦死,死国可乎?”


政权更迭,造反频仍,最终的原因还是贫困。贫困,会饿死,在饿死面前,其它都不在乎了,造反。


霹雳弦惊。“西方有圣人,吾将往从之。”


马克思告诉人们,贫困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不是什么天理——自然法,而是人欲——生产关系使然。


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演讲,谈到所谓“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地反问:“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五十七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


“无为而治”,被引以为新自由主义“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来源。然而,人之所以无为,前提在于顺应天道,老子最担心的就是,人如果作为,就会违背天道。


天道是什么?“损有余而补不足。”


很显然,自由市场做不到这一点,它能够而且必然做到的,恰恰就是与“天道”对立的“人道”——“损不足,奉有余”。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一点,一直被历史所证明。


老子的无为,不是自由竞争,而是不竞争。“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老子既否定理性经济人,也否定稀缺性,它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两大基石的最大的反对派,哈耶克引用他的话,恐怕是找错了对象。


但是,人类社会毕竟仍然按照本能(人道)来运转,而且组成了政府。那么政府的作用,就体现为是放纵人道,还是均衡人道与天道。


在善治前提下,这就是所谓小政府和大政府。



在近代化的路上,世界选择了“人道”(不是人道主义)。因此,“损不足奉有余”就成为了必然结果,并且,随之而起的一大批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来维护这一结果,纷纷呈现出解释性理论的面目。


当政府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民族国家诞生之后,马克思出现了。


他告诉人们,“损不足奉有余”是不对的。一部分人富贵,大部分人陷入贫困绝境,是人为结果,不是本源真理。


贫困不是必然的。


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基于他对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观察,马克思发现,由于不能掌握生产资料,工人只是工具,只是商品,所以他只能不断异化自身,也异化劳动,他生产得越多,他就越贫困,他越努力工作,他的贫困就越加深。


因为他的所有努力,归根结底都会导致他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在市场上贬值。


马克思发现,在权利不平等的条件下,市场会不断制造贫困。而权利不平等,根本原因就是生产资料的不平等。


因此,贫困,甚至悲惨,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


所以反对贫困,首先就是要反对人,反对那些让多数人陷于贫困乃至沦于奴隶地位的少数人。


中国革命的真谛就在这里。


晚清以来,我们把一切技术引进和制度改良都尝试过了,发现都没有作用,然后发生了革命。共和革命深具进步意义,但也不能否认它在结果上的虚有其表,因为它未能改变最关键的因素——生产资料所有制。


生产资料,最核心的就是土地,仍然掌控在少数人手里。


如果不能解决土地控制在少数人手里这一现实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


新文化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来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以马克思主义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首要目标就是摧毁生产资料私有制。某种角度也是真正建立一个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生主义”社会。



它做到了。


既然贫困是人为的,那么就必须反对人。反对人,必然途径就是阶级斗争,为此,必须舍生忘死。


自1921年到1949年,缔造共和国的先辈们,就是在斗争中度过。


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土地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属性,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奠定了基础。


土地国有,或者集体所有,按人口均分使用权,这一点,中国历代大一统政权屡有尝试,但只有新中国做到。


而且,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从根本上杜绝了兼并的可能性。


上下五千年,历朝历代,梦寐以求却从未梦想成真的“小康”社会,出现了曙光。


市场失能政府顶上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历史地看,这一点确实从未改变。

但怎么做到呢?

不挨打,当然是首要的。反帝反封建,目的就是不挨打,挨打的话,谈何建设?

解决不挨打的问题,正是历代改良与革命不能成功,而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本。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不挨饿,也就是反贫困的问题。李大钊先生说,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邓小平先生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试图让每个人都吃饱饭,这是最坚决的反贫困,但结果却不如预期。“不患寡而患不均”,看来还不行。


问题出在哪?出在生产力水平还不能支持这样超前的生产关系。


贫困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正因如此,我们才说它根本上是人为的问题,人为制造,或人为忽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因为生产关系,而罹受苦难。


然而,我们的生产力,不足以支撑制度要求。


于是就有了改革开放:先发展生产力,有东西可分配,才能谈得上怎么分配。


所以,我们把讲求效率的市场机制,继续引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当中,并且把它作为决定性机制。根据理论,市场机制讲求效率,能够造成“帕累托最优”。


当然,也不是你要引入就能随时引入。


改革开放,还是东西方“和解”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扩展的结果。十几年前我们耳熟能详的“产业梯度转移”和“微笑曲线”,术语叙述的,就是和解导致的转移和全球分工。


所以我们抓住时机,不要犹豫。



有了效率,也就是有了供给能力,反贫困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必要条件之下,获得充分条件。


所以,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就是中国主动反贫困(扶贫)的开端。


工业化和市场化,带来了一种全社会共享的水涨船高效应,人民福祉普遍改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水涨船高效应,官方用语就是“共享改革发展红利”。就经济生活而言,所谓改革,主要就是市场化改革。


它是有局限性的。


市场的效率,奠基于淘汰。总要有人被淘汰,淘汰的原因千差万别,可能是竞争失利,可能是无缘于市场,也可能是因为身体和精神的残疾与缺陷,或者最简单的,年纪太大。


总之,有人被淘汰。如果没有人被淘汰,就不会有市场。我们现在要问的是,那些被淘汰的人,是活该吗?


不能。


所以,你应该发现了,如果单纯依靠市场,讲究效率,那么彻底的反贫困就是空中楼阁。你怎么可能在最没有效率的领域去提倡效率至上呢?


如果这样,只能导致一个愚蠢的回答:“何不食肉糜?”


在反贫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上,市场是失能的,而且注定失能。


这时怎么办?贫困人口如何救济?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顶上。


所以,自从党的十八大之后,扶贫的中心转变为“精准扶贫”,就是在市场失能的领域政府顶上的表现。


最后的问题:政府为什么要顶上

当然,政府顶上也不是必然的。

哪怕已经是最后一公里,效率已死,至少跟效率瓜葛甚少的时候,还是有人要讲效率。

如果从西方政治理性的角度看,贫困问题,其实是边缘人群的少数性的问题。

贫困人口既无力在社会上发声,也不能通过游说等金钱政治方式影响决策,因此,他们基本不会对执政造成负面影响。

你听到特朗普说要维护中产阶级,但肯定不会听到他说要维护流浪汉,因为这些人从他的角度在政治价值上不值一提。

他说要保持工人的饭碗,那是竞选需要,空口那么一喊,因为他做不到。如果美国工人都能掌握阶级分析法,肯定也不会那么容易上当。

放眼全世界,在反贫困问题上,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在最后一公里强硬顶上的。

中国为人烟稀少的地方修路、通电,为环境闭塞的区域修建网络设施,基础建设为脱贫提供条件。

有人说,这样不讲效率。你给贵州山区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村子通电,几百年的电费都不足以抵消建设费用。

迷信理论,这自然是必然的推论,但我们扪心自问,如果我们自己住在那个村子,你还这么想吗?每一个人都有发展权,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主义的意思,首先就是不忽略任何一个人。

这不是市场效率问题能解释的,而是关乎一个政治体,如何看待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如果把它排在第一位,那么所有的代价都值得去支付。

政治之根本,不在于政权形式,而在于善治。



在中国,事关社会公平与正义,效率必须让路。


举例吧,中国的警察和官员,会介入对家庭、邻里矛盾等“鸡毛蒜皮”的调处。中国消防,不管什么事,脑袋卡在栅栏里,给你弄出来,家里有个马蜂窝,给你摘掉,戒指太小摘不下来,为你解决,都不收钱。


仰头想想,今天的中国,真是必然吗?


当然不是,国际上都没有这样的必然。


根本原因在哪里?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这个党,不是党派,不是唐朝的牛僧孺、李德裕,不是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


这个党,是人民的代表,人民意愿的公约数。这个党的理想和人民的理想一致,并且理想随着现实不断发展。


因为它紧密联系群众,所以它可以长期执政;因为它长期执政,所以它眼光长远,可以制定和通向长期目标;又因为它的目标总是如期实现,所以群众主动跟它密切联系。


反贫困,彻底地反对绝对贫困——就像它过去彻底反帝反封建一样,其他力量都做不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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