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主要央行议息已经收官。今年以来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宽松规模史无前例。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大央行年内最后一次议息会议更是透露出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宽松主基调将贯穿明年，并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未来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来临尚需时日。
主要央行“放水”漫灌
2020年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史无前例，主要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且年内无法走出衰退的沼泽。
由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活动被迫中断，恐慌情绪引发市场大规模抛售，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3月，美国股市四次触发熔断，史上未有，多国股市也纷纷触发熔断；4月，原油市场上，美国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37.63美元/桶，首次出现负值收盘。
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国央行实施了前所未有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平抑流动性困局，为家庭和企业提供信贷支持，避免了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强烈波动进而引发更大范围的经济动荡甚至危机，也避免了滑入新一轮金融危机。
3月3日和15日，美联储两次紧急降息共150个基点，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至0至0.25%，降息速度和幅度均超过市场预期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水平。随后美联储宣布从3月26日起开启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同时重启次贷危机时的货币工具，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此外，美联储还通过贴现窗口和定期贴现窗口等工具直接向银行提供短期信贷，以维持银行的流动性。
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还联合宣布采取协调行动，从3月23日起通过美元货币互换协议安排进一步为全球市场增加流动性。
8月，美联储宣布修改货币政策框架，将就业指标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此外，将通胀考核更改为“平均通胀目标2%”，允许“一段时间内”物价涨幅超过2%，更加关注经济恢复的持续性和全面性，小幅提升对通胀的容忍度。
已经实施了负利率的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宽松上的选项相对有限，主要是扩大量化宽松规模。
3月份，欧洲央行推出了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6月份，欧洲央行将PEPP购买规模从6000亿欧元扩大至1.35万亿欧元，延长购债期限至2021年6月底。面对欧元区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12月10日，欧洲央行又将PEPP购买规模再增加5000亿欧元至1.85万亿欧元，并至少延长9个月至2022年3月底。欧洲还展开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第三轮TLTRO优惠利率将持续至2022年6月，此前为持续至2021年6月。
日本央行采用了调整前瞻指引、允许无限量购债的办法。日本央行不断扩大紧急抗疫注资计划，规模从75万亿日元增加到110万亿日元；日本央行还上调交易所交易基金和日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购买目标，将其年度购买目标分别提升至12万亿日元和1800亿日元；日本央行还无上限地提供充足的日元和外汇资金。
据彭博经济研究的数据，美联储、日本央行、欧洲央行与英国央行仅今年在量化宽松政策上就投入了5.6万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1至11月，全球央行降息次数超过200次，全球超60%的经济体利率不到1%，部分地区和国家进入负利率。
超宽松基调将延续
从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大央行年末会议发布的声明可以判断，未来一段时期全球货币政策将维持超宽松基调。
未来货币政策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主要央行宽松政策短期内难以从超宽松转向正常。过去十余年，潜在增长率处于长期下行趋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指出，美联储对于中性联邦基金利率中枢的估计值已从2012年的4.25%降至2.5%。由于经济可持续增长动能不足，加上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面临困境，只能通过低利率、名义以及实际负利率不断支持经济复苏并抵消部分救助成本，货币政策正常化将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
12月美联储会议间，点阵图显示，联邦基金利率将维持在当前水平直至2023年，与9月点阵图一致。欧洲央行此次又延长PEPP购债至少至2022年3月底，多重信号都预示主要央行超宽松货币政策转向尚需时日。
二是未来一段时期实际负利率成为常态。当前，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利率已经趋近于零，明年上调基本无望。英国央行在12月会议上已经透露出，一旦英国出现“硬脱欧”，英国央行有可能实施负利率政策以应对经济远景受损的风险。欧元区和日本央行政策利率，已经达-0.5%和-0.1%的历史最低水平，丹麦、瑞士、匈牙利等国基准利率为负。欧元区面临经济二次探底风险，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严峻挑战，利率上调无望。
三是未来货币政策调整可能更多转向资产购买，量化宽松在一段时间内将成为常态。
四是各国央行货币政策将呈现同向不同步。总体来说，在超宽松货币政策主基调下，由于各国经济抗风险能力不同，经济复苏步调不易，因此各国的政策将主要依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可能出现不同步情况。
短期内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市场流动性状况趋于稳定，部分紧急流动性支持工具或将退出，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及引发的金融波动值得关注。
超宽松政策利弊兼存
短期来看，这轮宽松中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吸取上轮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流动性干预和灌注，避免了引爆新一轮金融危机，并促成了后续金融市场的反弹，作用非常明显。同时，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配合，对经济也起到了托底救助的作用。对于应对疫情，纾解实体经济困境也非常有必要。
需要看到的是，超常规宽松的副作用也十分明显。主要央行已经极度透支了本已受限的政策空间。
据业界计算，自美联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首次加息(2015年12月)以来，G20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加权政策利率最高分别仅上升0.73和0.92个百分点。但在2020年的全球降息潮后，截至10月底，其加权政策利率较之于五年前反而分别下降了0.14和1.87个百分点。且受到利率下限约束，发达经济体用非传统货币政策急剧扩张资产负债表，2020年前10个月，美、欧、日三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之和就从14.7万亿美元骤增至21.8万亿美元。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更多货币宽松已不太可能”。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各主要经济体超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支持有限。这主要是由于此次危机并非源自金融系统本身，而主要是全球大范围经济活动停滞，造成个人和企业流动性困局，进而引发金融市场震荡，超宽松货币政策虽有助于对冲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但无法弥补整个经济体系的损失，难以支撑经济金融从根本上走向复苏。长期无限量货币宽松提供的无限量流动性灌注，使金融市场持续处于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环境，鼓励了金融市场的冒险行为，助长金融资产价格泡沫。
如何处理巨额债务将成为后疫情时代的重要任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已经使全球流动性长期泛滥，利率水平长期下行，全球陷入超低利率和负利率陷阱。有分析认为，各国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进行大规模融资，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深度捆绑，进一步使全球债务总规模创下纪录新高。发达国家高赤字、高债务、低经济增长率的矛盾愈加突出，部分发达经济体深陷财政赤字货币化困局，将扭曲市场价格与资源配置，带来长期负面影响。低利率、高赤字倾向还可能会助长通胀预期，中长期看，全球通胀前景将面临很大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