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已经有数字社会的雏形。就是疫情期间无所不在的健康码。

为了控制疫情，一旦需要，就要清楚的知道几个核心问题：你是谁？你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甚至是在干什么？换句话说，就是人们的日常行为，被精确的记录、追踪并可以追责。

如果把健康码进一步扩大应用范围，甚至常态化。我们也就进入了数字社会的大门。只是大家恐怕不会这么认为。如果没有疫情，大家大概率觉得警察社会更贴切。

警察社会与数字社会，之间隔着的就是数字伦理和数字文化的高墙。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数据伦理的共识，如果形不成社会意义上的数字文化，人们可能就会像生活在摄像头下面一样恐惧。

数据伦理涉及到社会基本的良序公德。在现实社会中，几乎不会存在类似火车悖论的道德选择。在铁路的岔道处，两个铁路上都有人，一边5个，一边1个。高速的火车几乎无法停下来。如果你是那个司机，该如何选择？

但是在数字社会中，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譬如设计自动驾驶程序的工程师，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选择。自动驾驶的车辆，必须得到一个指令，而这样的指令，谁有权利做呢？因为一旦做出的选择，所有的自动驾驶车辆都会按照同样的指令，迅速就会扩大成为社会问题。人类司机的选择，无论怎么选，都是个人行为。

如果每个人都被高度的数字化，标签化，这对于商业公司而言，自然是皆大欢喜的好事情。提供所谓的精准服务、差异化服务，当全社会如此的时候，事实上就固化了阶层分化，甚至加剧了阶层的分化。譬如现在出现的大数据杀熟，就是一例。根据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事实上更是加剧了人群之间的隔膜。

美国社会已经上演了精彩的一幕。就是支持特朗普的人，聚集在相同的网站，这些人通过社交网络，彼此加强了原本固化的认知，在认识狭窄、偏执的道路上蒙眼狂奔。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个人，而是被社交网络、过滤算法、雷同的信息流，高度团结在一起的”社会“。这么演变下去，就是民粹，进而形成冒险的”独裁“政府。

所以，没有数据伦理的约束，数字社会带给我们不一定是美好。个人的数据，不仅仅是个人的隐私，而是必须从数据伦理的高度，得到必须的保护，这是数据伦理的基石。必须遵从的数字伦理，形成一系列的行为准则，数字文化也就具备了雏形。

个人数据采集、归类、应用，是涉及到数字伦理的大问题。企业数据、公共数据的采集应用，则涉及到国家数字主权的大问题。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基本行为规则，构成数字文化的基础。

数字治理就是要在数字伦理建构和数字市场发展之间取得平衡。数字监管水平的落后，是当下数字伦理建设滞后和数字市场发展失序的主要问题。

数字社会的理论探索，极具现实意义，帮助我们清晰的辨析数字市场、数字经济、数字伦理、数字文化、数字安全、数字治理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换句话说，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一些技术和方法，放到社会这个更大范围来思考，恐怕就会得出一些不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