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脚羊殇歌
——2017，开不动的印钞机
注：本文的数据已更新到8月份。
我们从这样一组数据开始本文：2013年初，我大中国央行“对其它存款性公司债权”（央行借给商业银行的债）规模为1.45万亿。当年6月，钱荒发作，各商业银行的现金流濒临断裂，全社会陷入恐慌。央行紧急启动“SLF”、“MLF”等方式，直接借钱给商业银行，补充商业银行的现金流。至2014年底，央行对其它存款性公司债权的规模为2.50万亿，2015年底为2.66万亿。这两年央行在借钱给商业银行的问题上，算得上极尽克制，两年时间加起来也就是借了1.21万亿出去。然而到2016年底，该数据暴增到8.47万亿，较2015年底暴增了5.81万亿，增幅高达218%。
到2017年，这种令人震惊的增幅突然就停止了。6月底的数据为8.59万亿，较2016年底仅仅微弱上升了1200亿，增幅只剩下可怜的1.4%。看起来，商业银行已经不再需要找央行借钱了似的。
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央行借钱给商业银行，乃是2013年以后，我大中国最重要的金融现象，没有之一。2014和2015年央行借钱给商业银行的规模偏小的结果，是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都陷入萎缩，于是我大中国政府被迫在2015年底启动“地产去库存”运动，并敞开央行的大门，让各商业银行想借多少就借多少。这就是2016年央行对各商业银行的债权规模剧增的原因。然而，2017年，这一切都戛然而止，商业银行竟然突然停止向央行借钱了。在这种现象的背后，一定有着非常深刻的经济学上的原因。而将这个原因挖掘出来，一定能让我们更加清晰的理解未来之路。这，就是本文的核心目的。
——是以为序
【一】以债为锚
一直到1971年，人类才正式放弃以贵金属作为纸币发行之锚的做法，从这个时候开始，人类进行了以债为锚发行纸币的新时代。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头，重新认识货币的历史。
首先我们要重新认识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伊萨克·牛顿，人类历史上神一样的科学家，鲜为人知的是，牛顿同时也是一位神一样的经济学家。他担任英国铸币厂长长达30年，并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货币发行体系。牛顿之后，人类才真正理解了货币，解决了国际贸易中不同种类的货币如何相互兑换的问题，英国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国际竞争优势，成长为真正的“日不落帝国”。
1696年，时年53岁的牛顿接受其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也是他学生的推荐，担任英国铸币厂的皇家监理，3年后正式接任厂长，此后牛顿长期担任铸币厂长一职，直至1727年去世。在牛顿接任铸币厂长的时候，大航海时代已经到了尾声，海洋的神秘面纱已经被揭开，通往各大陆的航道都已成熟。大英帝国内部已经正式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外部则刚刚结束与法国之间的大同盟战争，举国上下正是朝气蓬发，试图向全世界扩张，拓展殖民地。而这个时候，制约英国脚步的最大问题，就是货币。
在那个时代，人类依然处于贵金属货币时代，以贵金属打造的金银币是最为流行的货币。英国当时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当时欧洲各主要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金银币的铸造标准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一个标准贵金属币上标注的数值，是货币单位还是重量单位？比如标注为10便士，还是10克？第二，如果标注为货币单位，那么该贵金属币是否应该足值，也就是标注为10便士的金币，其中必须含有相当于10便士的金子？当然了，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贵金属币是否必须足值？
牛顿以其科学界崇高的威望压制住了争议，坚持以货币单位为贵金属币的标注单位，这算是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到1717年，在牛顿的建议下，英国议会通过决议，确定了黄金与贵金属币的兑换比例：每盎司（纯度0.9）黄金=面值为3英镑17先令10便士的贵金属币，英国政府官方承诺兑换。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对货币币值与黄金重量之间的兑换关系作出正式承诺。事实上，这就意味着自此之后，英国的贵金属币可以不足值，一个面值10便士的贵金属币中，可以只含有价值7便士的金子，然而英国政府的官方兑换承诺，给予了这枚不足值的金币以足够的信用，让它可以作为完完整整的10便士使用。大家对英国政府有信心，当然就对英国政府发行的金币有信心。反过来，所有使用英国金币的人，无论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为了确保自己手上的金币的购买力，他都会主动维护英国政府的利益。就这样，英国逐步获得了全世界的支持，四十年后，原本在欧洲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英国终于崛起，彻底击败了西班牙和法国，成为独一无二的海上霸主。此后日不落英国在各殖民地效仿金币的发行机制，发行纸币，承诺可以凭借纸币兑换等面值的金币。这些纸币在殖民地流通，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蓬勃开展。
到了这个时候，英国的货币发行体系分成了两个圈层。在英国内部，政府以足额兑换的承诺，依靠7成的黄金储备就能发行10成的金币；在外部殖民地，则以承诺兑换金币为基础大量发行纸币。英国政府的信用，成为了货币发行的根基。将政府信用与货币发行相捆绑，这恰恰是牛顿爵士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的突破性贡献。在老蛮我看来，这种贡献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不比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来得小。
有了英国政府进行信用背书，英国本土的金币加上殖民地的纸币英镑，乃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际货币，它的使用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时期，英国政府财政濒临崩溃，已经无力再承担国际货币的责任，对于世界各地拿着纸币英镑过来兑换金子的要求，英国政府已经无法承受，于是只能在1931年取消兑换承诺。全世界突然就丧失了能够支持国际贸易并能为所有人接受的国际货币，全球经济雪上加霜，并终于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之后，美国成长为新的全球霸主，对于当时缺乏国际货币因此难以开展国际贸易的问题，除了美国，其它国家根本就解决不了。好在这个时候美国也出了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大神，哈里·怀特，近代史上充满了争议的传奇人物，此人乃是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者，布雷顿森林体系之父，在人类经济制度史上，唯一可以与牛顿相媲美的神。
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国际金融会议，讨论如何解决缺乏国际货币的问题以及如何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问题，时任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的哈里怀特说服了其他与会代表，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组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同时，在怀特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1盎司黄金=35美元，美国政府以国家信用担保兑换。
（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美国代表团，后排左一为怀特）
到194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华盛顿正式开始营业，这在事实上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正式确立。它们的章程规定，每个国家的货币币值都必须使用黄金或与黄金等价的美元来表示，并且未经批准不得修改。这就在事实上确立了美元=黄金的信用关系。1947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上，美欧各主要国家达成《关税总协定》，确定成员国之间放弃贸易壁垒，以美元为媒介进行交易。1948年，美国启动“马歇尔计划”，直接向欧洲各国投资，复建其被打成废墟的工业体系，振兴欧洲各国经济。如此三管齐下的结果，就是美元自此成长为国际货币，具有了黄金般的信用，为世人所普遍接受。这一系列的举措，统统都是在落实哈里怀特的经济计划。
然而哈里怀特本人在194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开始营业后，就陷入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苏联间谍指控。他很快就退出政坛，为了应付责难心力交瘁，在1948年就黯然辞世。人类自此失去了最后的经济学大神，对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而可能引发的各种问题，再也没有人能进行系统的思考和总结。
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当时的中华民国曾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总协定的创始国，可惜的是，新中国建国之后向苏联靠拢，并立刻就退出了这三大组织。此后，到1980年中国才重新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到2001年才重新加入关税总协定。为了恢复这三个组织的席位，加入到新的经济秩序之中，新中国经受了重重考验和磨难，不过这都是后话。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本质，是以美国的国家信用为美元的购买力进行担保，美国官方承诺美元可以按固定利率兑换黄金，这种做法与当年英国的牛顿爵士如出一辙。甚至，只要美国的国家信用还在，有没有黄金可以兑换，都不是问题。英国在1931年取消英镑兑换黄金的承诺，英镑立刻就丧失国际货币资格的原因，在于当时的英国内忧外患，各殖民地纷纷在闹独立，英国的经济本身遭受重创，国家信用岌岌可危，英国无法再为其货币的购买力进行信用背书。然而美国不一样。1971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迫于兑换压力，同样取消了美元兑换黄金的官方承诺，但是当时的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国，具有不可挑战的经济和军事领导地位，其国家信用坚不可摧，因此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依然在平稳运行。经济学界鬼哭狼嚎的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后就陷入崩溃的说法，基本上就是瞎扯淡。从这一点上看，全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家，在大神怀特去世之后，就只剩下一帮白痴。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无论是大英帝国的“金本位”制度，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早期的“美元锚定黄金”制度，它们真正能够生效的机制，都是国家信用。货币，就相当于是政府发行的信用债！朝气勃发勇于进取的帝国精神，才是英镑真正的信用之源，而不是英国皇家国库的那点子库存黄金。一旦1930 年代英国丧失进取心，变成整天追忆往昔荣耀的破落户，英镑立刻就随之丧失了国际货币的地位。英国本身让人丧失了信心，英镑才随之被世人抛弃。而美国之所以能在1971年取消美元锚定黄金的制度之后，依然维持着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唯一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依然强大，依然富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它依然是全世界尖端科技的带领者，流行文化的传播者，它的士兵训练有素身经百战，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样的情况下，黄金这种不知所谓并且几乎没有工业价值的玩意儿，终于退出了人类的货币价值体系。直接将纸币的币值锚定在国家信用之上，国家信用的强弱，直接决定纸币的购买力大小，这才是人类的正途，也是纸币的终极归宿。
在确立了以美国的国家信用作为美元之锚后，美元成为了真正的世界货币，并最终成为全世界的发展基石，全球经济因此得到了持续发展，人类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岁月。1950年全球GDP规模只有1万亿美元，到1970年超过了3万亿。1950年全球跨国商品贸易规模只有600亿美元，到1970年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毫无阻碍。到1980年，全球GDP总规模就超过11万亿美元，跨国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6万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下，1981年上任的美国总统里根顺理成章的走出了下一步：以债为锚。里根政府大规模发行国债，并由美联储直接认购，政府手里有了钱，就可以进行各种直接投资和采购。这当然就是以发债的形式，将美国的国家信用直接变现为美元了。1981年里根刚刚上任时美国的国债规模是9979亿美元，到1989年里根离任，美国的国债规模上升到了28574亿美元，增加了近两倍。财大气粗的美国政府因此可以大规模的加强军备，搞星球大战计划，拖着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将苏联政府拖得苦不堪言。同时，刚刚启动改革开放的中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向美国，积极争取美国投资。苏联内外交困，到1991年就黯然解体。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格局就此形成。全世界都被捆绑在了“美元”的战车之上，捆绑在了美国的国家信用，也就是美国国债之上。
然而，接下来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的是：以国家信用为锚，以信用债的形式发行货币的制度，始于1717年牛顿爵士的建议，并先后催生了大英日不落帝国和美利坚共和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以债为锚的货币信用设定，乃是人类社会至今为止，最基础的金融设定。我们今天所有的财富，所有的产业经济，所有的科技文化成果，都建立在这个基础设定之上。然而，这个设定是无限的吗？它可以永恒的持续下去吗？到今时今日，人类跨入2017年，这种以债为锚的设定，已经持续了整整300年，它到达终点了吗？如果这种基础设定轰然崩塌，整个人类社会，将要遭遇什么样的噩梦？
【二】 卅年风雨
一般而言，各国央行主要是通过三种形式发行基础货币：第一，向商业银行提供借款，第二，以人民币兑换各经济主体挣回来的外汇，第三，向政府或各国字号单位提供借款。这三种方式发行的基础货币之和，再加上其它一点零零碎碎的资产，就是央行的总资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央行总资产，与基础货币发行量，是基本等同的。对美国这样的国际货币发行国来说，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讲述的，第三种方式是最主要的货币发行方式，比如2011年，美联储29300亿美元的总资产中，持有美国政府各类债券26224亿，占总资产的比值达到89.5%。到2017年7月，美联储总资产45120亿，其中持有美国政府各类债券42423亿，占比94.0%。这其实就是美国以政府债形式发行基础货币，美国政府的信用，就等于美元的信用，两者之间是相互绑定的。
而我大中国这样的国家，则主要是通过前两种方式发行基础货币，第三种方式事实上使用得很少。以2016年为例，我大中国央行总资产343712亿，其中外汇占款（也就是历年兑换外汇而印出来的人民币总额）219425亿，占比63.8%；对商业银行借款84739亿，占比24.7%。两者合计达到了88.5%。至于向中央政府的借款，总额只有15274亿，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只有4.4%。我大中国政府事实上无法提供足够的信用，用于货币发行。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来认真的梳理一下，从1986年至今，央行总资产中的外汇占款以及对商业银行债权的数据演变，看看在这三十年里，我大中国在货币发行领域到底经历了什么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1986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大中国的央行总资产3345亿，其中外汇占款38亿，占比仅1.1%；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规模高达2682亿，占比高达80.2%。可见，在这个时候，我大中国的印钞方式，主要就是央行向各大商业银行提供借款。
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我大中国的商业银行与欧美国家不同。我大中国的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是国有银行，央行向商业银行的借款，基本上都提供给了中农工建交这五大行。事实上，这五大行的信用，都是政府信用、国家信用，也就是说，1986年我大中国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的2682亿的名义上的借款背后，是由政府进行最终的信用背书。也就是说，整个1980年代，我大中国都是依靠自己的政府信用在发行货币。按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的主权货币，不依赖美元加持就能独立获得信用的货币。然而事实是：这个所谓的主权货币是虚假的，根本经不起任何考验。
1986年美元兑人民币的中国官方汇率是3.45，但是黑市汇率一直都在8到10之间浮动。我大中国政府试图以低廉的官方汇率吸纳外资，自己来占便宜，算盘确实打得很好。但是外国人都不傻，除了一些爱国港资企业，以及少数几家基于政治目的欧美日企业，比如可口可乐和丰田之外，基本上就没有外资企业上这个当，根本就不愿意在中国大规模投资，也不愿意敞开了跟中国做生意。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路，其实走得极为艰难。我大中国要坚持主权货币的道路，守住3.45的汇率，代价就是经济根本发展不起来。在外贸数据上，整个1980年代，有8年都是逆差状态，单1986年的贸易逆差就有120亿美元。这种持续的外贸逆差情况，当然无法守住外汇储备，由爱国港商投资带来的外汇储备很快就见了底。1983年的外汇储备数据为89亿美元，算是80年代的峰值，到1986年已经下降到21亿美元的谷底，1989年也就是勉强恢复到56亿美元。就这么磕磕碰碰的发展到1990年代初，不光是美元有黑市，在价格双轨制之下，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商品都有黑市， 这已经是经济失控的征象了。人民币信用根本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官方无法再为任何商品制定价格，老百姓也习惯了不使用官方价格去购买商品。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的话，那真是万劫不复。
想要平抑物价，恢复人民币的购买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人民币持续的贬值，以吸引外商投资，促进商品出口，增加外汇储备，以美元的信用，来为自身信用已经崩塌的人民币进行加持。指望我大中国政府打着商业银行借款的旗号为货币发行提供终极信用，这已经是不现实的事。在数据上，1990年的官方汇率是3.78，到1993贬到5.76，然而这种贬值幅度跟黑市上的汇率相比依然不够看，到1993年，中国经济终于走到了崩塌边缘，当年度消费物价涨幅高达15%，1994年物价涨幅24%，1995年依然高达17%。经历过这三年物价疯涨的国人至今回忆起这三年来都心有余悸。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下，再羞答答的试图守住汇率没有任何意义。1994年人民币汇率因此跳贬到了8.62。
在这种持续并且剧烈的货币贬值的刺激之下，我大中国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外贸终于恢复顺差，外汇储备量开始上升。1990年我大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为103亿美元，到97年，利用外资达到90年代的峰值，644亿美元。在外贸收据方面，1990年代只有1年是逆差状态，其它9年都是顺差，1990年的外贸顺差只有87亿美元，到了1998年，顺差规模达到90年代峰值，435亿美元。在外资持续加大流入的背景下，我大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提升，1990年的外汇储备规模仅111亿美元，到1999年已经上升到1547亿美元，上涨了足足13倍！
汹涌而至的外资拯救了中国经济。1990年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仅8.2%，到1999年已经上升到了39.8%。而对商业银行借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则从1990年的70.1%下降到1999年的43.5%。这意味着到90年代末期的时候，人民币信用，已经是由美元和中国的国家信用共同支撑的了，两边基本上平分秋色。
然而这个时候中国经济遭遇到一次真正的债务危机。在放开人民币汇率，真正打开国门迎进外资，并随之真正扩大外贸规模之后，国人惊讶的发现，原来除了国企生产的傻大黑粗的产品之外，世界上竟然还有那么多精美耐用的商品，于是纷纷弃国货不用。国企长期积累的技术落后效率低下的问题在90年代中后期逐步爆发了出来，并因此丢失了市场。麻烦在于，国企身上统统背负着沉重的银行债务，现在国企的产品卖不出去，现金流纷纷断裂，当然就是还不起债。这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债务危机。中国政府迫于无奈，只能通过央行不停的直接向各国有企业输血，也就是直接凭空印钱。体现在数据上，就是从1998年到2002年，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在40%左右浮动，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倒是从40%一直下降到了不足20%。如此下降的结果，外汇占款与对商业银行借款合计占比，在2002年竟然跌到了62.8%！这意味着有近4成的钱，乃是央行印出来凭空借给了各国企去吊命。我这里给几个这样性质的央行资产分项数据，首先是“央行对其它金融机构债权”项数据。这笔钱事实上就是央行借给各种信托机构，让它们再拿给国企花的。1999年央行对其它金融机构的债权规模为3833亿，到2002年上升到7240亿。再比如，2002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其它资产”，规模不小，年底的数据为5266亿。这笔钱当然也是拿去给国企救命的。5266+7240=12506，占当年度央行总资产的比值达到24.5%。总而言之，2002年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最危险的年份，一个不小心，债务链条就彻底崩断了。
所幸天佑中华。2001年底我大中国加入世贸，算是彻底打开国门，并完全放弃了主权货币地位。我们也不再坚持国企的领导地位，除了金融、矿产、通讯和运输领域外，其它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基本上都被卖掉了。国企员工统统下岗，让他们去外企和民企寻找生路。甚至我们也不再坚持商业银行必须100%国有的政策，五大行纷纷选择在国外上市，我大中国政府逐步放弃了与商业银行直接捆绑的固有理念。在这种背景下，外资更加汹涌的进入中国，投资到基础制造业领域，中国在新世纪的前十年就成长为真正的世界工厂，生产了全世界超过20%的基础消费品。外资的涌入解救了中国，资金链濒临崩塌的央行获得了庞大的外汇输入，就此变得财大气粗。在数据上，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迅速提升，到2013年达到峰值的83.3%。而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则迅速下降，2009年下降到谷底的3.1%，2013年也只不过是4.1%而已。至于外汇储备数据，2013年为38213亿美元。这个时候，人民币获得了美元的完全信用加持，牛气冲天，汇率不断升值，到2013年达到6.19。中国经济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提起9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和2000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简直没人会相信。
中国人到这个时候，也才过了不到十年的好日子，就把之前遭遇到的磨难忘了个一干二净。全国人民雄心勃勃，要在10年之内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把美元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在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忘记了，这个国家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建立在逐步放弃我们的主权货币体系之上，建立在彻底并入美元体系之上，建立在美国的国家信用之上！直接说吧：美元，已经成为人民币的信用根基。一旦整个趋势逆转，中国经济被排挤出美元体系，那么，我们现在的整个货币体系，都将要遭遇直接的冲击。三十年风风雨雨，历尽艰辛，中华民族的苦难岁月，算是熬到头了吗？现在时间到了2013年，在前方等到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
【三】 极限杠杆
在讲述2013年后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学习一个简单的概念：货币乘数。各经济主体将外汇兑换为人民币之后，总是会存在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本身也能得到央行的借款。这两笔钱，就构成了商业银行的原始存款，也就是基础货币。商业银行会将这些钱拿出去放贷。每10块钱的存款，商业银行会留下至少2块5作为准备金，贷出去7块5毛钱。获得贷款的经营者，事实上又会将这笔贷款存回银行，于是商业银行又拿着这7块5中的5块钱出去放贷。如此反复循环的结果，就是存款规模被放大了。以这个被放大之后的资金总规模，除以央行总资产（即基础货币量），得到的结果，就是货币乘数。
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梳理一下，从1990年代至今，我大中国的货币乘数演变史。
1990年到2001年，我大中国经历了一次货币乘数逐渐提升的过程，到2001年达到当时的峰值3.72。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重新回忆起第二章的内容，在当时的中国，发生了第一次债务危机。银行借给国有企业太多的贷款，根本收不回来，债务炸弹接近爆灭。人民币差点就失去信用支撑，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幸亏到了年底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汹涌而至的外资解救了中国经济，给了濒临崩塌的人民币以信用加持，中国经济开始好转。
2001年之后伴随着经济逐步复苏，我国的货币乘数逐渐下降，到2008年下降到了最低值2.29。这个时刻我大中国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金融负担，日子也好过得很，算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黄金的岁月。然而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改变了一切。当时美国的金融机构大肆借钱给穷人买房，甚至连首付的概念都没有，全部购房款都是借的。到2008年的时候，穷人终于普遍还不起钱了，于是债务炸弹爆发，整条借贷链上的金融机构一个接一个的倒闭。美国整个金融系统都在回收资金，以确保生存。美联储推出了大规模的QE计划，也就是大规模印钱，向金融系统补充流动性，但依然不够应付灾难。在这个时刻，我大中国面临着终极拷问：如果美元就此大规模回流怎么办？人民币岂不是就丧失信用支撑了吗？我国对此作出的回答是：自己印。四万亿借款投资计划横空出世，央行开始提高向商业银行借款的规模。体现在数据上，2009年央行向商业银行借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达到最低值3.1%之后，就开始进入上升通道。与此同时，从2009年开始，我国的货币乘数开始重新上升，到2013年上升到3.49，这个数据事实与2001年第一次债务危机时3.72的货币乘数已经算是非常接近了。然而此后我国并没有收敛，货币乘数持续上升，2015年达到4.38，2016年已经达到了4.51。进入2017年之后，货币乘数就进入了纠结状态。3月份微弱上升到4.74，此后开始反复的纠结下行，到8月份又勉强恢复到4.74。
在进一步阐述我国货币乘数演变背后所隐藏的经济规律之前，我先给出一组参考数据。美国2011年的M2为9.6万亿美元，对比其当年度2.93万亿的美联储总资产，货币乘数为3.29。到2017年7月，美国M2总量为13.7万亿美元，对比4.5万亿的美联储总资产，货币乘数3.04。整体而言，伴随着近年来美国进入加息通道，收缩资金，美元开始回流，美国的货币乘数正在缓慢而坚定的下降。美国不再愿意向全世界提供货币信用，这事已经算是板上钉钉，不会再有什么变数。不管怎么样，像美国这样可以向全世界发行纸币，并以其货币信用支撑起全球外贸的国家，货币乘数也不过是长年保持在3左右，而我大中国，自2013年之后，货币乘数就坚定的超过了3，目前在4.6左右浮动。我国这种超高的货币乘数，这种已经达到极限的货币杠杆，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切问题的根源。
现在我们再回头去看2008年之后我大中国央行的资产演变。2009年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下降到3.1%的最低值，此后，伴随着我国开始启动大借款模式，这一比值恢复上升，到2012年上升到5.7%。这个时候我国开始感觉到紧张。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了太多的资金，供商业银行借给地方政府，让他们去兴建各种毫无现金回报的基础设施，按照当时普遍的说法，地方债在那一年就超过了20万亿人民币。好吧，关于地方债总额，事实上我国从来都没有真正全面的统计。总之当时这个20万亿地方债的说法一出来，我大中国从上到下开始紧张，开始了对四万亿借债投资计划的全面反思。于是从2013年初开始，我国开始紧缩银根，央行开始减少向商业银行的借款，并通过一系列窗口指导，尝试打压银行的贷款冲动，并多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压制地方债务扩张的冲动。到2013年底，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占总资产的比值下降到了4.1%。然而，这一次根本谈不上严厉的金融调整，却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2013年中，钱荒爆发了。
要知道当时银行主要的借款对象，其实就是政府的各种平台公司，主要的资金去向，都是一些市政道路啊园林广场啊之类的基建工程，根本无法产生现金回报。商业银行要维持现金流，就必须依赖央行不停的借钱输血。现在央行突然停止输血，于是“DUANG”的一声，商业银行的现金流断裂了。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利率在一夜之间暴涨，直奔50%而去，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却依然借不到钱。在当时地方政府搞基建，当然首先是从城商行手里借钱，所以当时城商行的资金情况最为紧张。规模小点的城商行在当时已经沦落到完全还不起拆借资金的地步，只能眼睁睁的违约，恨不得直接变成老赖。到这个时候，我大中国上上下下，才赫然发现，原来我们已经深深的踏入了债务陷阱，根本就跳不出来了。
2013年的整个六月份，中国金融市场一片风声鹤唳，股市暴跌，债市暴跌，所有人都在追问，钱到底到哪里去了？很简单，被各类政府债和国企债借去了，沉淀到了不能创造现金回报的市政工程、基础建设里去了。资金紧张的局面一直持续到6月底，央行终于撑不住了，放弃了紧缩银根的做法，继续向商业银行提供大规模借款，以吊住银行的命。在数据上，2012年底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规模为16701亿人民币，到2013年5月，钱荒发作前夕，下降到11844亿，减少了4857亿，降幅达到29%。这显示了当时央行停止防水和降杠杆的决心。然而到6月底，面对持续了整个一个月的钱荒，央行迫于无奈，终于重新启动杠杆。6月底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规模就恢复到了16182亿。此后央行依然不死心，依然试图关上供钱的水龙头。到12月份的时候，央行又尝试了一把，当月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规模下降到13148亿，结果立竿见影：钱荒第二次发作，资金拆借利率当场暴涨到6月份的水平，全国人民都被这连续两次钱荒吓尿了裤子。央行自此再也不敢尝试紧缩政策，到2014年1月，央行对商业银行借款规模暴增到21281亿，较2013年12月份的借款规模增加了8133亿，增幅高达62%。从这一刻开始，中国的商业银行就再也离不开央行的持续放水吊命，就像深度毒瘾患者一样。只要央行放水的速度稍微减缓一点，金融市场立刻就会爆出一堆银行拆借违约案例。这种事一开始还是新闻，连续三年下来，到今时今日，对拆借市场上的违约，所有人都已经习以为常，视之为经济新常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2014年，央行对商业银行借款占央行总资产的比值已经上升到7.4%，到2015年继续上升到8.4%。就商业银行这种一停止供水就会随时暴毙的状态，当然是非常危险的，简直令人无法直视。我大中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要把银行从债务陷阱里解脱出来，就必须让企业找到新的融资渠道。传统的银行贷款路径，乃至于债券市场都不是好办法，冷眼看过去，最合适的还是股市。如果把股市给拉起来，一口气让它涨个几千点，以后企业们都能通过股票发行融资，甚至说不定还能靠卖股票还清银行的债务。于是从2014年底开始，一场股市的国家牛市被强行吹了起来。银行不计成本的借钱给券商，让券商拿去借给股民，让他们融资炒股。无数资金跟风而至，拼命的在股市加杠杆。事后我们根本无从统计在这个疯狂的国家牛市过程中，到底吞噬了多少资金。上证指数从2000点开始，每个月能涨个一千点。到了6月12日，上证指数涨到历史最高点5178点的时候，整个国家都已陷入疯狂，根本没人相信短短一个星期之后，股市就会坍塌。到6月18日，噩梦开始，千股跌停盛大开演。从那一天开始，几乎每天都是千股跌停，一直持续到8月底，整整跌足两个半月，上证指数跌到3000点左右，才算是跌到了底。从此之后，上证指数就在3000点附近徘徊，一直到今时今日。在股灾期间，我大中国尝试了无数种救市的手段，根本无济于事。近两万亿的救市资金砸进市场，直接就被汹涌的浪潮席卷而去，连水花都听不到。所谓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在经济规律面前，被证明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股灾之后，中国整体陷入债务陷阱的现状已经无从掩饰。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外资跟我们共患难，于是外资开始撤离，汇率失守。2014年外汇占款27.07万亿就是历史峰值，到2015年底下降到了24.85万亿。这当然是由于外资将手里的人民币兑换为美元，然后汇出中国。我大央行面对股灾时措手无策，现在面前外资撤离，同样毫无办法。2015年，由于外汇占款的减少，我大央行的总资产减少到31.78万亿，相对于2014年的33.82万亿，缩减了6%，这就是一次被动缩表了。通过本文的阅读，大家已经知道了，央行总资产事实上就是基础货币，基础货币竟然缩减了6%，这一定会传导到整个经济领域，让所有人都感觉到资金紧张。好吧，我大中国本来就由于债务陷阱的事，银行资金都被绑定在各种毫无现金回报的政府基建项目上，想要回款不知道要等到哪年哪月，现在雪上加霜，股灾之后，外资撤离令资金紧张的情况加剧，甚至都引发了央行缩表的后果，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我大中国估计要重回2001年了。这种后果想一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到2015年底，我大中国终于决定，要赌一把国运了。我们终于拿出了大杀器：房地产。原本整个2014年和2015年，伴随着银行资金紧张，停止向房地产市场输血，无论是地产商的开发贷还是客户的按揭贷，想申请下来都不容易，以致中国整个房地产市场陷入了普遍萎缩，政府拿出来一块地，有事没事就陷入流拍的窘迫境地，与2016年之后地王频出的现象，就好像位于不同的次元似得。体现在数据上，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收入4.13万亿，到2014年下降到4.04万亿，到2015年继续下降到3.25万亿。这算是债务危机的连锁反应，冲击房地产市场的同时，也会造成地方政府收入的锐减，以致于地方政府无法偿还地方债务。这要是继续发作下去，基本上就是恶性循环，我大中国就没有反抗的余地了。于是到2015年底，反正已经无法可想，再拖下去，基本上就一无所有，连赌桌都要被掀翻了。现在趁着赌局还在，干脆把房地产泡沫再吹起来。在泡沫的掩盖之下，所谓的债务陷阱，看起来也会五彩斑斓，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了。
2015年底，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总额2.66万亿。此后，为了让商业银行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房地产领域，央行彻底打开了人民币的水龙头。到2016年底，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借款规模暴涨到8.47万亿，增幅高达318%。面对这种增幅数据，这种豪赌国运的雄心，老蛮我直接就被震惊到目瞪口呆，已经无法给出一个形容词了。
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后，商业银行在房地产领域大展拳脚。开发商可以轻易获得极便宜的贷款，覆盖从买地到建楼的全链条资金需求。炒楼客户也可以随意申请到各种美好的金融产品，满足从首付到按揭的全部需要。2016年真是一个美好的年份，短短一年时间，就足以改变国人的信仰，让他们忘记了2014和2015年房地产市场的普遍不景气，让他们忘记了1990年代初期和2000年初期这个国家经历过什么样的艰辛，让他们忘记了这个国家正在面临的债务危机，让他们忘记了近在眼前的钱荒和股灾。他们一边兴奋的叫喊着楼市永远涨，一边拿出终身积蓄，拿出养老金，拿出棺材本，兴奋的冲进了房地产市场。
然而，依靠居民最后的棺材本，真的可以支撑起这个国家的经济吗？真的可以解决这个国家从2013年起就暴露出来的债务危机吗？从2017年开始，这个国家的货币乘数达到4.7之后，就不再上升，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外汇占款占我大央行总资产的比值，2015年还有78%，到2016年已经下降到64%，到今年8月份，已经下降到62%。这些数据，对中国经济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四】 死亡之债
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讲过，商业银行在获得存款（最典型的存款其实就是央行以人民币兑换各经济主体手中的外汇而来的外汇占款），或者直接获得央行的借款之后，它一定会拿出去借贷，并通过反复的借贷行为而推高表面上的